红色蒲公英-09（派出国）

特木尔朝鲁

09派出国

原来中外方轮流担任正副总经理，后来就一直由中方担任总经理。总经理很关心部下的职业发展，有一次他找我做了一次长谈，明确要求我不要专注于编程等技术细节，要从宏观角度关注公司的发展，他要求我参加每个星期的生产调度会，在会上“要注意各个部门业务咬合的地方”。我在专业报章杂志上曾看到多篇文章对企业信息化主管的类似要求，我不知道是他本身就具有这样敏锐的意识还是从哪里看到类似论述的文章，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他非常前卫，就像当年的计算站站长要从管理专业学生中选拔程序员一样。后来我意识到这也是总经理战略决策的一部分，为我以后辅助项目经理实施“企业资源计划”这个集合全公司业务的宏大系统奠定了基础。


在合资企业工作是有机会到国外与外方公司对口人员面对面交流的，但是这种机会对大部分员工来说是非常难得的，对信息部来说最大的机会是部门创建初期的技术交流，在我进入公司以前信息部已经分两批出国考察了外方在两个国家的公司和企业，一般来说以后不会再有外派出国的机会了，因此我从来没有奢望过出差国外的事，没想到天上掉馅饼而且直接砸在我头上了。


有一天人事部门突然通知我说公司打算派我出国，让我准备照片并填写必备的资料。后来我才知道外方公司在面临“千年虫”问题时，决定将使用多年的某企业管理系统换成德国著名的“企业资源计划”软件，实施后他们在系统中对自己的上、下游企业建立供应链的管理，为此召集有关各个企业不同业务人员到公司学习、培训。我们公司总经理就决定让我参加，并借机对外方公司计算机整体应用情况进行一次考察，为公司今后也上企业资源计划做准备，这与要求我参加调度会一样，显然也是总经理策划的这项战略计划的一部分。


由于有个外方的部门经理及其中国籍夫人的员工已经在国外了，公司决定不再派翻译而让我独自赶去和他们会合，就这样我踏上了出国的旅程，在国外又经过一次转机后我和那两位终于会面了，他们开车带我到公司附近的一家酒店住下后就离开了。从此以后每天早上他俩都会开车接我去公司，培训完也会开车送我回酒店，由于我们的行程不统一，未来我也要独自回国，而且在国外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要独自行动，这对我听力、口语都这么烂的人来说显然是一种挑战。在我以前公司还从来没有让一个人单独出过国，甚至有个团队出国时还“失踪”了一个人，为此带队的还被给予了处分。总经理敢放我一个人出国显然要承担政治风险的，我非常感谢他对我的信任。


在国外学习期间我结识了外方信息部的主管，他专门给我介绍了他们系统的应用情况，引导我参观了他们的机房和系统在车间、库房、技术等部门的应用情况，并在系统内专门为我专门制作了一个用于查询全系统各模块的菜单。在工作以外的时间，我基本都在采风，过了段丰富多彩的生活。


我住的酒店是离公司一个多小时车程的小镇，这里有一个教堂，休息日我去了那里体验圣徒们的聚会，受到他们热烈的欢迎，教堂里的男女信徒基本都是五、六十岁以上的老者，他们各个面带笑容和蔼可亲，当他们站起来高唱圣歌时，我感到了一股强大的团结力量。


出国前外方财务经理非常贴心地给了我不少生活上的建议，根据他的建议，业余时间我还坐火车去了其他城市游玩，让我看到了很多新鲜事，在一个有着圆形环岛的十字路口，我第一次见到小轿车纷纷停下等待行人的通过，这让我非常好奇。我也“远足”走遍了附近星罗棋布的小镇，给我的印象是哪里有居民点哪里就有教堂，哪里就有教堂哪里就能找到中餐馆，教堂也许不止一个但中餐馆没有第二个，也许后来的华人都去了更远更偏僻的地方。这与黑人不同，我只在较大的城市看到他们，从来没有在这些小镇看到过一个。当然这是1998年时的情况，我后来再没有去过这些地方，退休以后出国都是跟着旅行团走的，虽然也去了欧洲一些国家但都没有机会这么深入到当地的社会中。


有一次去一个城市，在蒙蒙细雨中我体会到了当地人冒雨逛街的闲情逸致，转悠了大半天之后当我决定赶早回去时，却怎么也找不到火车站了，我询问街上的人时才知道这里有两个火车站，他们问我要去哪个火车站，这可真让我抓瞎，我根本不知道下车的时候还要问一下这是哪个火车站。在我急得像热锅蚂蚁一样时，有位路过的女士看到我结结巴巴询问路人的窘样子，问清了我住的小镇后，她不断拦下雨中的行人，终于替我搞清楚了到底该去哪个火车站和去车站的路线。


回国后有许多人问我出国的印象，我觉得那里的物质文明和我们当时的许多大城市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就精神文明来说，当时的我们与人家差了不少。许多时候，正当我长时间停留在街上察看路标、或驻足于地铁通道里翻阅地图的时候，往往都有热心市民主动过来询问并帮我找到地方，这一点让我感触特别深刻并决心回国以后也要效仿。结果回国后的不久第一次“实习”就让我非常尴尬，那显然是一个外地进城的家庭，老人、孩子和妇女共计四、五人，在一个汽车站牌前小声地商量着怎么坐车，我好心地过去问她们要去哪里，那伙人惊慌地看着我，随即拉着小孩飞快地走开了。


在回国转机的那个城市，当我在街上闲逛时，突然看到有个路标指向某个知名的公园，我马上联想起过去书本上曾经说过，那个著名思想家和革命家就埋葬于此，我不禁绕进去寻找，但是问了许多人都不知道，回国后有人告诉我那个墓地早就搬迁了，我后来查到了他埋葬在另一个公园，两处公园音译的头一个字都有个“海”字，我原以为是过去翻译时搞错了，本来就没有埋葬在那个知名的公园，以为搬迁之说也是错误的，现在知道搬迁之说没有错，就是后来迁移过去的。


在国外，每当我艰难地与人简单交流后，我都庆幸当年拥有了一段痛苦的经历。中学时我学的是俄语，七十年代末英语热的时候我没有去掺乎，到了我又去上学的时候，我连英语的音标都读不准。英语是那一届我们专业的选修课，同学中有不少过去的知青，他们中许多人与我的情况类似，因此都选择了放弃，而我因为所读的那本计算机的书上就有不少英语单词，所以我决心选修它。


恰逢我们那一届英语课刚刚改革，新教材摒弃了过去强调语法的做法、加大了词汇量和听读训练，每五课为一个单元，每个单元结束有个复习课，每到复习课来临前我都会感到无比的吃力，似乎有一堵高墙横在我面前，让我筋疲力尽也难于翻越。那时我感觉自己又像一个追赶公共汽车的乘客，眼看气喘吁吁地跑到车跟前了，车门一关又开走了。我几次犹豫着要放弃但咬咬牙又坚持下来了，那学期我课余时间大部分都用在了英语单词记忆与作业练习上，了解我的同学都好心地提醒我“小心必修课挂科”，好在最后我都过关了，以后工作中又坚持了自学。想想如果没有当年拼命地“追车”，哪里会有我这段丰富的经历呢。

龙行天下

受命一人出了国，
各种感受实在多，
幸亏拼命学英语，
一番实践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