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你就看看，不喜欢你就骂吧。

先乡后城

经济学常识告诉人们，发展经济重点在于“开源”。而“开源”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加大固定资产投入和增加就业，这是外延扩大再生产的双翼。但在当时的经济体制下，所有就业均需国家分配。而根据当时的物价测算，每增加一个工人，需要追加3000元固定资产投资。由于3年文革，造成了1966～1968年初、高中两个层次约600万“老三届”（其实是六届）毕业生没有分配，同时“文革”中从农村“倒流”回城的数百万已下乡知青不断请愿上访，要求回城安排工作。可以说，这样的就业需求压力全世界绝无仅有，如果要满足此需求，国家必须追加固定资产投资约200亿元，这在当时国家年财政收入仅300多亿、节余仅1．5亿的情况下，简直是“天方夜谭”。因此，国家一方面连续2年不断发文件，甚至周恩来总理多次亲自接见上访知青代表，号召“倒流”知青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就地闹革命”外，另一方面开始制定“老三届”的“安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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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5月2日，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向国务院呈送《关于１９６８年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请示报告》，提出了将所有“老三届”都“安置”到农村去并以插队为主的基本思路，并作出了2．5亿安置费的预算，同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应尽早制定计划。12月22日，毛泽东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著名号召，于是将“知青运动”推向了“史无前列”的新高潮。 这就是以“老三届”为代表的“知青运动”高潮的经济考量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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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育革命”与知青运动 在阶级社会中，教育事业（这里主要指对青少年学生的教育，当然也不排除成人教育，其中包括干部教育）的目的，绝非仅仅在于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它必然地也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政治思想目的，用毛泽东的话说叫做“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就连上文提到的毛泽东曾“批评”的孔夫子教育，都并非纯文化教育。孔夫子培养的“七十二贤人和三千弟子”，就是要让他们到当时的各诸侯国去做官主政，为推行他的“礼制”思想和“仁政”政治主张服务。中国封建社会的教育制度，从来就与相应的举官制度结为“孪生兄弟”，除了秦代以前的“分封制”外，从汉代的“察举制”，再到起源于隋朝、完备于唐朝、改革于宋朝、鼎盛于明朝、消亡于清朝的“科举制”，都是地方上先从“秀才”（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初级“学历”或带有学历性质的“职称”，且容笔者把它叫“学历职称”）开始，逐级向上推举相应“学历职称”的各级官员。可见，以“科举制”为代表的封建教育制度，具有文化和政治的双重性质。即使是贫苦的普通平民，通过科举制的层层考拔，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做官，所以“读书做官”是封建教育制度的本质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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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教育的政治性质更加鲜明：“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就是为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所不同的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过去历朝历代的教育所不能比拟的，目的就是要“知识青年”从小就“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避免培养出那些“四肢不勤、五谷不分”、只知做官不知为民的封建仕途知识分子，或“走白专道路”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即使是改革开放30年多了，至今这个方针后半部分始终没有变。    为了改变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素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执政党，从建国以后就开始大力发展全民教育事业，除了成人扫盲外，所有学龄儿童都进入社会主义的学校读书（现在更有《义务教育法》保障），国家不惜从有限的财政收入中拨出巨款，兴建大量的学校，并且实行最低学费制度。一首根植于当今五六十岁的整整一代人心底的少儿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难以忘怀，其中有这么几句歌词：“我们感谢敬爱的毛主席，建设许多美丽的学校”，尽管真正美丽的学校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实现的，尤其是在经济发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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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解放初期，这些社会主义的新型学校，有很多是从旧政权手中接管过来的，其具体教育方式，不可避免地带有中国现代教育起源时从西方引入的教育方式，再加上中国特有的读书传统，“读死书、死读书”现象十分普遍；而老师给予学生的目标引导，也无非是通过好好读书，将来可以“成名成家”。笔者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从小学读到初中，特别是考入全国红旗学校和全市重点名校“一初中”后的第一天，校长在开学典礼上所做的报告至今记忆犹新：“你们考入了一初中，一只脚开始跨入省常中（同样是尖端名校），另一只脚已经开始做好跨入清华、北大的准备”；“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不能说老校长的话有什么错误，但它反应了“文革”前整个教育界普遍的教育目标引导，与“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之间的差别。 又诚然，尽管那时的学校内外到处都写着党的教育方针的大幅标语，但是学生在整个学习期间，除了每学期由老师带队组织学生到附近的农村或者工厂去象征性地“学工、学农”（其实大多数时候就是参观一下）外，除了技校，基本上是不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事实上，在整个基础教育阶段，至今也很难找到真正相结合的好方法，“学校就是教好书”的观念在所有教育工作者中根深蒂固，这似乎也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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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红军有三大任务，除了打仗外，更重要的是做群众工作和筹款”一样，早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就带头造旧教育制度反的毛泽东，其思维和看问题的角度始终与众不同。他对于这种教育方式非常担心，因此他给出的判断大意是：十七年（1949～1966）来的教育制度，基本上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统治我们的学校。这样，在“让群众在运动中教育干部”和“教育自己”的指导思想下，他就要让学生群众起来造一造学校和老师的反，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为什么首先从校园里的“第一张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开始的原因；然后由工人阶级进驻学校，接管教育大权；最后让学生群众到农村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接受“再教育”，从而最终“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这就是毛泽东的教育革命的基本思路。这个思路在1968年得到充分的体现。这年的7月21日，毛泽东对《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这篇调查报告作出批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就是著名的“七二一指示”；同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调查报告，编者按语说，这个调查报告“提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此后，全国各地纷纷办起了以毛泽东这一批示日期为名的“七二一”大学。现在的常州工学院前身，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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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毛泽东把目光投向了广大的大、中、小学校和机关事业单位。首当其冲的是清华大学：在7月27日，北京60多个工厂的工人代表组成3万多人的“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当时派性斗争激烈的清华园，制止武斗整顿秩序；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合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提出，各地应仿照北京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做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校逐步管起来，整顿教育。具体做法是：“在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工人中已经实行了大联合、“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已经有了显著成效”的大、中城市，“都要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抽调工人参加宣传队，大体上可占当地产业工人的1/10。先进大学后进中、小学。没有两派组织，也没有武斗的学校，也要进入。从本月底起，各地陆续向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和县镇以上中小学派驻工宣队，领导学校的斗、批、改，组织学生复课闹革命”。 笔者和全班同学就是在1968年9月被召回学校，“复课”不久又在工人代表毛菊仙师傅的带领下到国棉三厂学工劳动、到青龙乡去割稻半个月的学农劳动，次年3月就开往苏北农场；本人后来又赴煤矿、工厂，走了长达20年的“与工农相结合”的人生道路。尽管后20多年并未直接在工农群众中度过，但关注他们命运的“工农情结”矢志不渝。这大概就是毛泽东“教育革命”路线的结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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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完待续，还有更重要的说法。

蛇年老三届

历史可以验证：

毛泽东的宏观思想伟大而深远的意义。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国情与社会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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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文化改革与知青运动 众所周知，中国的社会文化，几千年来是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为核心；而儒家思想又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目的而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它有着包括“中庸”、“三纲五常”和“四非”（“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为主要内容的训条。而这里的“礼”，可不是“礼貌”和“道理”的意思，它是指统治者的意志、规矩和秩序，“四非”，即指没有统治者的允许，民众是不能去看、去听、去说、去行动的。因此，很多民众在这“正统”思想的统治下养成了逆来顺受的“集体性格”，形成了一整套带有明显封建色彩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四旧”），甚至麻木到非要鲁迅起来弃医从文而从精神上进行彻底针砭治疗的地步。由于这“四旧”形成并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并经过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加固”且流传下来，因此在以“砸烂旧世界、建设新世界”为己任和信奉“造反有理”的马克思主义者面前，这些封建主义（后来又加进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合称“封资修”）的文化糟粕必在破除之列。这就是“文革”初期所以要先破“四旧”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