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4-6 09:55
抚顺一高是名校，
培养才子处处骄，
高中直接研究生，

感谢龙行超版对抚顺一高中的高度评价，作为一高中的学生，我们为自己的母校而骄傲。

老三届之醒狮

感谢龙行超版对《我的大学的高度评价。我写本文的宗旨就在于从我的视角入手着意弘扬一高中精神，看来这个目的达到了。再次感谢龙行超版的热心鼓励。我一定继续努力。

老三届之醒狮

真诚感谢龙兴超版主的热心点评和鼓励，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不辜负版主的一片心意。

老三届之醒狮

龙行超版主的点评是何等之好啊，抚顺一高是名校，培养才子处处骄，真棒，极恰当又准确，。谢谢版主。我要继续努力。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五十

赴边之旅（一）

吴长厚

这是一段乌托邦式的传奇之旅，满怀着空幻的激情；这是一段苦行僧式的自我救赎之旅，敛藏着孤独和悲怆。
（一）
1966年9月29日晚11点多钟。抚顺城火车站。凄厉的汽笛长鸣过后，一列西行的列车缓缓地开动了。在超员拥挤的车厢里，我和一高中的二十几名同学挤在一起。列车铿锵前行的节律，渐渐地纾解了我那纷乱的心绪。我期盼着列车把我们送到遥远陌生却能实现梦想的地方——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然而，我的脑子里时而闪现的却是——列车像黑色的巨兽，向那个遥远陌生的蛮荒之地狂奔。我的心里又多了一个怕字。
即将迈开的，本应该是一段与时代同行的人生路,带有与那个时代相映衬的空幻的英雄传奇色彩。二十几人的赴边之旅是那个时代激流中转瞬即逝的小小浪花。我们这些“文革”前入学的高中学生（后称老三届），接受过长期的革命英雄主义教育。英雄主义曾经是我们人生观形成的精神滋养。我们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所有中国青年一样，狂热地崇拜领袖，对英雄的羡慕也到了痴迷的程度。羡慕革命军人，希望参军当兵，渴望为革命事业做无私奉献，甚至愿意为了某种神圣的事业而献身，以表明自己进入了崇高的精神境界。
“文革”前夕，学校组织我们多次收听观看了“支边青年刘海英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英雄事迹”、“上海支边青年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在戈壁滩上建起了石河子新城”、“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视察石河子，慰问上海支边青年”等诸多新闻报道和新闻纪录片。特别是看了大型纪录片《军垦战歌》后，我们无不为之感动。片中插曲《边疆处处赛江南》用生动的词句和优美奔放的旋律，展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壮美画面，给我们以强烈的感染和激励。心里不由地产生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阶级斗争的前沿锻炼成长”的思想冲动。这种冲动潜在心底，一俟红卫兵串联的契机来了，这种冲动就可能递进为“参加生产建设兵团，做一名军垦战士”的实际行动。
即将开始的，又是一段苦心孤诣、寻求自我救赎的心路历程。在我那充满青春气息的内心世界里，那些常见的奋发向上意识，争先创优意识，暗藏着的竞争意识，几乎都是来自一个秘而不宣的思想动机。这个动机可以表述为：通过个人奋斗，抹掉家庭带给自己的“政治污点”。这个动机不是凭空形成的。初中时，我是学生会主席却没能加入共青团，进入一高中没当上学生干部，“文革”开始了，却没资格加入红卫兵，没有资格去串联（此后还有更为残酷的境遇，不必在此赘述）。这一系列的“没有”，都是源于我的家庭出身问题。为了摆脱家庭出身的阴影，我决心走个人奋斗的路。其步骤，我私下里已经一步一步地设计好了：①离家远行，来到一个最遥远的、人迹罕至的地方，以此表示与剥削阶级家庭决裂，那里的人也不会对我有什么成见。②加入到那里的充满革命气氛的半军事化的庞大的社会组织中，甘当一名列兵。③在那里艰苦奋斗，拼命工作，自觉进行脱胎换骨式的思想改造。④最终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取得了社会的认可。⑤那么，目的地是哪里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唯一的能够实现我的上述梦想的地方。
当年的媒体宣传告诉我们，生产建设兵团隶属新疆军区，是没有武装的，半军事化的，从事生产建设的经济组织；沿用兵团司令部师、团、连的编制，号称几十万人；农场遍布天山南北，还有若干食品粮食加工类工厂。那里生活艰苦、气候恶劣，是锻炼人、改造人的好地方。总之可以认定，生产建设兵团就是适合我的好去处，就是我心仪向往的“乌托邦”。
（二）
时代引领与个人动机有如两个齿轮紧密啮合，带动了追逐梦想的列车毅然前行。这不是比喻，而是对一群年轻人远征行动的解析和描述。
好了，我们再把话题拉回到西行的列车上。列车带着我们一路迤逦前行，老旧的蒸汽机车，像牛那样喘着粗气，不紧不慢地开着。车厢严重超员，旅客的身体和行包把车厢塞得密不透风。行李架上躺着人，座位下面也躺着人。我们好歹有六七个座位，可以换着班儿歇歇腿儿。大家相对无语，好像心情都不怎么轻松。列车过了西安，过了兰州，再往西行，车窗外的景色渐渐地被漫无边际的戈壁滩所代替。没有房屋，没有树木，更没有人。“新疆也和这儿一样吧？”我小声问身边的同学。“差不多吧，也许能好一点儿，我也不知道”，同学也小声回答。在戈壁滩上铺就的平直铁轨上，列车明显地加快了速度。新疆，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离目的地愈近，我的心反倒愈加不安。我没有串联介绍信。所幸的是，67届6班同学李毅民有胆有识，用“十个和尚夹一个秃子”的办法，障人眼目，把我夹带出来了。问题是到了新疆，到了兵团，那个办法就不灵了。怎么办？使劲地想啊，我也没想出什么好办法。干脆别想了，下雨打伞，过河脱鞋，到时候再说吧。再者说，同行的这些同学的家庭大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他们怎么办我就怎么办。当时我还想不到问题的严重性。
列车继续西行。停播好长时间的播音喇叭响起了欢快的维吾尔族乐曲，接着就听到了“前方到站是进入新疆的第一站——哈密”。哦，到新疆啦。列车播音室不再是长时间沉默了。“人人都说江南好，我说边疆处处赛江南”——雷良萍演唱的《边疆处处赛江南》响了起来。热烈奔放而又耳熟能详的歌声，赶走了几天几夜堆积起来的困倦。大家都跟着唱了起来，“朝霞染湖水，雪山倒影映蓝天，啊——呀——唻——”“黄昏烟波里，战士归来鱼满船，牛羊肥来瓜果鲜，红花如火遍草原，啊——唻——吔”。唱到第二段时，67届6班女同学白珊的一段领唱博得了全车厢的阵阵掌声，她的歌声像她的容貌一样美丽，从相邻车厢那儿也传来了一片叫好声。之所以用这么多词语描述唱这首歌的情形，是因为在当时的政治氛围里，这首歌自有它的神奇作用；它不仅赶走了几千里路的辛苦和疲惫，它还驱散了郁结于我们心头的惶惑和不安。车厢里，歌声阵阵，笑声朗朗。青春活力终于得以释放。列车也仿佛受到了感染，加快了速度，终点站乌鲁木齐向我们招手了。
（三）
10月5日上午八、九点钟我们抵达乌鲁木齐，整队出站。站前广场及周围建筑物，街上的行人，播放的音乐，无不显示出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风情。我们步行前往红卫兵接待站。到了接待站，大家坐在那里休息，有事还得李毅民去办，他一个人到窗口排队与接待人员交涉，只用了半小时就把二十几人的吃饭住宿及串联要求等一一办妥。看来我的担心，起码在这一环节是不必要的了。
为了等待兵团的接收批示，我们在新疆大学住了四天。这四天里，我们先到葡萄沟、坎儿井、吐鲁番、高昌故城等处观光，最后参观石河子新城。按参观路线，我们先看石河子展览馆。展板的一些内容至今我还依稀记得，“石河子新区隶属兵团农八师……以上海支边青年为主体……是在当年的屯垦开荒点基础上，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奋斗发展起来的……已建成了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城市建设初具规模，城市功能基本具备的新型城市……”我们还实地参观了幼儿园、托儿所、小学、中学、正在筹建的石河子大学、玉米地、稻田地、灌溉渠、防护林、粮食加工厂、面粉厂……末了，还在那儿吃了午饭（吃的是什么饭菜，我不记得了；不过那顿饭吃起来觉得挺香的，至今我还记着）。参观回来，大家感慨颇多。有一点是共同的：参加兵团挺好，能分到石河子更好。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五十一

赴边之旅（二）

吴长厚

（四）
10月10日早晨，我们接到通知，抚顺来疆的支边青年一律到大门口集合，按既定的名单分别上车，兵团把我们送到负责接收的各师团单位去。我往四周一看，投奔兵团的远不止我们这二十几人，至少也有百八十人，大部分我认识，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点名上车后，我发现和我同行的同学都分到了农七师的车上。和我同车的则是67届1班、3班、4班的同学，分到了农六师。这批同学的名字是：傅佩璋、谢忠、吴朝、张爱琴、何群、徐庆明、时竹春、张铁华、潘黎棠，还有我吴长厚（可能有记错的和没想起来的，如是请谅解）。
卡车在笔直的柏油路上向北飞奔，只用了大约30分钟的时间，就把我们送到了目的地——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天山化工厂（这是全称，其实就是一家小化工厂）。我看到写着全称的厂牌，想到自己即将变为军垦战线的普通一兵，自我革命的意愿即将成为现实，顿时感到一股暖流在周身流淌。我相信同学们肯定也有同感。
天山化工厂位于乌鲁木齐市正北，乌鲁木齐至阜康的公路约45公里处，属米泉县境内。天山厂实际上坐落在戈壁滩上，只是西面有一条公路为邻。天山厂离米泉县城有十几里地。米泉县城规制很小，还不及内地的镇子大，有商店、照相馆、理发店、小饭店，没有公共浴池。县城虽然小，却是我们买日用品的唯一去处。
天山厂的主产品是氯化碱。氯化碱是提取碱金属的主要原料。碱金属是锂钠钾铷铯钫等A族元素的合称，都是重要战略物资。天山厂是一个保密单位，配有专职的武装保卫队伍，门口有持枪战士站岗。后来我们知道了，氯化碱生产现场也是不许外人看的。
天山厂是个团级单位。厂长姓杨，党委书记姓陆，人们却喊他们杨团长、陆政委。由此可见其又兵又民的特征。我估计全厂人数不到一千人。占地面积估计有一万平米，有铁路专用线。
(五）
我们是在厂内大院里下的车。厂政治部主任在那儿迎接我们，把我们领到集体宿舍。男宿舍是一间大房子，屋里南东西三面都是木板搭成的连在一起的大铺，屋内的空地也挺大，又宽敞又亮堂。我们坐在铺上开个小会，研究的第一件事是选班长。我提议，傅佩璋成熟稳重，有韬略、有办法，给大家当班长，准行。其实大家都很看重他，这个班长自然非他莫属。接着是一大堆的事儿等着班长去办：一是到厂部给大家领备装（备装是军队用语其实就是到厂部领被褥、单的棉的工作服、鞋帽、手套手闷子、洗脸盆、吃饭用的小搪瓷盆等），一人一份，拉来一车给大家分。二是领来登记表让大家填。这次填表，我没太犯难。在填写“家庭出身”一栏时，我不敢隐瞒，只是稍作犹豫，就把那个可恨的“地主”二字填上了。这次，我为自己的盲目操作找到了依据：石河子的上海支边青年中，家庭出身有问题的绝不是少数，兵团不会单单难为我一个人。其实，这是我的“幼稚病”又犯了，分明是在自己安慰自己，有点儿阿Q精神，此后的事态发展证实了这一点。三是参加厂部会议，回来跟我们传达。我们班的工作职责是负责将入库的产成品及时装上火车皮，工作时间随车皮进库时间而定，进车皮就装车，不论是白天还是夜里，没进车皮就休息，无固定公休日，除非停产。我们这个班就叫装车班。此外，还宣布了劳动纪律、食堂就餐的有关规定、外出请假制度等。此时我又走神了，傅佩璋讲的后半段，我也没听进去。我想的是自己的事。走进兵团的愿望，竟然没费什么周折就实现了，当初自己做的“周密设计”岂不是“纸上谈兵”！是啊，不应该这么简单吧。那些必须的严格的审查制度，管入厂手续的那些人能忘吗？不可能啊。哎呀，别想了，想多了也没用。还是好好干活吧，还有“重在表现”嘛。一直到晚上躺在床上时，我还在想这些事。
（六）
第二天开始正式上工。我们把劳动保护品穿戴得整整齐齐，来到成品置场集合。一个工段长模样的人给我们讲解装车的方法和安全注意事项，一边讲一边做示范。其实那些事都挺简单，听了一遍大家就会干了。所谓成品，就是桶装固体氯化碱。铁桶高15米，直径04米，总重100公斤（确切数据我忘了，这都是我现在的估计数）。把氯化碱桶装上车，需要三步走。一是把立在置场上的桶放倒摆正，一人操作；二是两人先用脚踹，后用手推，经过跳板把桶滚上车皮；三是车皮上的人把桶立起摆整齐。这活儿不要技术，只要力气，还得手脚灵活。我们很快就熟练地掌握了要领，装车速度很快，活儿干得很漂亮，给人们的第一印象相当好。
在头三个月里，我们的作息时间几乎天天如此。七点半班长参加生产调度会，主要是领任务；八点前全班人马着装整齐到男宿舍集合待命（另有抚顺六中的五名初中生比我们晚到十几天，也进了装车班）。班长开会回来，传达当天的车皮推进厂房的大致时间，届时全班到现场装车。可能是这段时间兵团还没有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生产经营尚未受到影响，大多数是一天装两次车，一天装一次车的情况较少。一般情况是白天装一次车，晚上装一次车。晚上装车没有预报，或前半夜，或后半夜；常有睡得正香的时候，调度室来人敲窗户，把你喊起来干活。而我们不怕苦，不畏难，真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我们这伙人，充满朝气，聪明能干，而且文化素质高，这在天山厂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人们提到我们时，都说“好得很”。因而，我们这伙人很快就得到全厂的欢迎和重视。后来给我们安排的高技术岗位，就证明了这一点（后面有专述）。
（七）
装车班的主体是我们一高中的十个同学，七男三女。谁都不可能料到，远在天边的天山化工厂竟是我们闯入戈壁滩后得以初露才华、小展拳脚的文武场。班长傅佩璋，在67届4班里是个令人歆羡的帅哥，他中等个儿，两只大眼睛嵌在白净的脸上，目光灵动，透出的是深邃的神采；上唇的一抹小胡子，平添了几分男性的壮美。傅佩璋办事沉稳，说话总是留有余地，给人韬略在胸的感觉，天山厂的干部们对他都不敢小视。谢忠也是67届4班的高材生，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好钻研，知识面广，有创见，一口京腔，招人喜欢。吴朝也是4班的，他善良厚道，总是笑呵呵的。徐庆明、张铁华、时竹春三人都是67届3班的优等生，一个个相貌堂堂，大气挺拔；仨人都爱好音乐。张铁华有一副好嗓子，会唱歌：徐庆明会拉二胡，时竹春会吹笛子，三人合起来就能演一组节目。徐庆明棋艺高超，他的中国象棋可谓打遍天山厂无敌手。时竹春经常读外语，在那个时候是很少见的。张铁华的被褥下面总是掖着两本书，没事的时候就抽出来看几页；张铁华带的书多，我也没少看他的书。潘黎棠是67届1班的才女，那时的她，青春健美，她的笑容像绽放的一团花，清新而又妩媚。何群，67届4班的个子最高的女生，文静而秀美，比传统的“大家闺秀”更显经典。张爱琴是67届4班的一个娇小俊美的女生，聪明伶俐，活泼可爱。这三个女同学，在戈壁滩上那个由男性组成的天山厂里，如同翩翩神女那样，耀眼夺目。其实，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除了个性，我们这伙人还有一个内在的共性，即都有在校读书时积累的潜力，而且这种潜力会在新的环境和实践中焕发出来。

龙行天下

决心自闯一条路，
冲去新疆兵团驻，
分到六师化工厂，
齐心合力成绩著。

老三届之醒狮

感谢版主的深切理解和准确点评。我的真实目的是以我和我们十人的约半年的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天山化工厂的火热生活为素材，展示我们老三届高中部当年的向往和追求，真实记录那一段难忘的历史。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五十二

赴边之旅（三）

吴长厚

（八）
到天山厂不久，我们就有了自己的红卫兵组织，组织名称叫“红先锋”，是在傅佩璋首倡下成立的，这个名也是他想出来的。当时，我就感觉到，成立“红先锋”，可能是应景之举。其真正目的是向外界表明，我们虽然离开了学校，但是我们的革命理想没变，仍然坚守着红卫兵的革命精神。说白了，就是一旦有人说我们是“文革”的“逃兵”，那就把“红先锋”这个“挡箭牌”亮出来，挡他一阵子。我觉得，傅佩璋的用意就在这里。而且能看出来，傅佩璋也确实为之动了心机。他在会上，神情自然、用词严谨，讲了一番大道理，丝毫未露什么弦外之音。傅佩璋遇大事能对策在胸、面如平湖，足见其韬光养晦之心智，足见其良苦之用心，令人感慨，令人佩服。“红先锋”成立后，为了应景，先是搞了两次学习会，读读报纸，没什么可说的，就散会了。这显然不够量，怎么办？——排练文艺节目，给全厂演出。这是个好选择，而且大家都有了用武之地。写词的，编曲的，练报幕的，干得都很精彩。因而演出效果也很好，很受欢迎。特别是我们自编自导的《装车班之歌》，贴近实际，风趣活泼，在全厂颇有反响。
那个时期，我觉得，我们过的就是革命战士的集体生活，我们过的就是充满阳光的好日子。每月发津贴46元，除了伙食费还有零花钱。食堂的伙食要比一高中的食堂好很多。更重要的是，没有遇到政治类烦恼，好像进了解放军军营成了革命战士似的，觉得自己挺精神。那段时间里，我曾写过一首小诗，意在抒发革命战士才有的战斗豪情：“眼望奥拉峰，心想刘海英。同在农六师，为何她英雄。”（注：刘海英是农六师的支边青年，在一次抢险中英勇牺牲）
（九）
大约从第四个月开始，氯化碱产量逐渐减少，一天装一次车皮，有时两天装一次。看样子，产品结构可能有变化。果不其然，厂部决定上新产品——二硝基氯化苯。并且只把我们九个人内定为将来的技术骨干，参加技术培训（即前面提到的高技术岗位）。厂部只派了一个技术员给我们当头儿。他叫苏开第，陕西西安人，三十五、六岁，中专文化，是那里的“大知识分子”，很健谈，对我们很友好。天山厂把关系到未来发展的核心技术交给我们，足见其对我们的认可和重视。培训工程师是从青岛染料厂请来的，一个是王工，一个是李师傅。王工高而瘦，戴眼镜，知识分子模样；李师傅矮胖，满脸笑容，穿着工作服，老工人模样。那时候，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李师傅是头儿，王工得听他的。王工技术水平高，讲课也讲得清楚明白。培训从二硝基氯化苯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讲起，然后逐步深入。重点是二硝基氯化苯的制取，也就是实验室制法。在化验室里，王工边讲边操作，两遍后让我们操作。我们真切地看到了二硝基氯化苯的生成过程。原以为到这儿培训就该结束了，其实并没结束，接着讲的是二硝基氯化苯的转换和硫化青的生成。到这儿，我们才明白了，二硝基氯化苯只是中间产品，而加入某种溶剂再用催化法就可以把二硝基氯化苯转化为硫化青，硫化青才是最终产品（硫化青，又叫硫化黑，是一种染料，广泛用于纺织业）。
培训结束后，又给我们做了结业考试，然后王工二人回青岛了。苏开第跟我们说，下个月王工二人还来指导试生产。可叹的是，这些生活在戈壁滩“孤城”里的人们，哪里知道针对兵团的“三不准”规定（不准串联、不准贴大字报、不准揪斗当权派）早已被乌鲁木齐市里的造反派冲破。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已在乌鲁木齐蓄势聚集，当它北上肆虐的时候，天山厂必是目标之一。还谈什么试生产？其实，“文革”对生产的影响已经严重凸显，氯化碱减产以至全面停产，是因为上游原料厂大搞“斗批改”，停产了，不供料了；导致天山厂长时间没有原料，不得不停产。
从第四个月开始，我们的工作量一天比一天少，直至为零。我们的情绪也随之低落。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我们这儿却冷冷清清，无所作为，这怎么行呢？
（十）
虽然氯化碱停产了，大多数人休息了，但是还有十几个人搞设备检修，这显示着这个机构还在勉强地运转着。可是没过多久，天山厂突遭劫难。大约是第四个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来了一伙造反派，围攻杨团长和陆政委及他们的家属，并打伤了警卫人员。至于那伙造反派从哪儿来的，深夜围攻杨、陆是何性质，都不得而知。第二天，杨团长和陆政委带着家属躲了出去。又隔了一天，有人在厂办公室墙上贴出了大标语：“打倒陆、杨、王、曹”，王、曹，指的是两个主任。还有人揪斗王、曹，说他俩是保皇派。仅仅几天，形势就急转直下，领导班子瘫痪了，全厂也就乱了。几天后，杨团长和陆政委回来了，也没能把这个乱局有效地扭转过来。
厂子乱了，必然有人跳出来，出头露面的人突然多了起来。有人私下里告诉我们，这个,是监狱里出来的;那个,是教养过的;那个,是劳改释放的;一口气儿点出来五六个。啊！这教我们惊愕万分，兵团里也有这种人？他们也叫军垦战士吗？
再回头想一想，几个月来没见到开大会，没听到团长政委讲话，群众对当前形势一无所知。一个团级单位竟被一伙“草寇”打乱了阵脚，且一蹶不振，可见其领导水平和领导能力与内地比是有差异的。
但是，那里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却强于内地，很是“好斗”。在技术培训期间，我从苏开第嘴里，听到了针对我们这伙人的“另类”评论：抚顺的支边青年都是自己跑出来的，他们家庭都有问题。显然，这些话是从厂机关传出来的。听后，我内心愕然，表面却装得很平静，只淡淡地笑了笑。我当时就觉得这是一个潜在的问题，迟早都可能发酵。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五十三

赴边之旅（四）

吴长厚

（十一）
这些疑问、惶惑，我不敢再往下多想。罩在生产建设兵团头上的耀眼光环，在我们眼里，渐渐失去了光泽。我们万里迢迢，离家远行，为的是参加革命队伍成为革命战士。然而，亲身经历的现实与理想的世界相差太远。——我们失望了。未经社会历练的我们——把年轻幼稚的自己——愚弄了。我们的选择是对是错，我们的判断准不准确，下一步我们将何去何从，这些尖锐的问题摆在面前。
眼看着1967年元旦、春节快到了。“每逢佳节倍思亲”。我们长这么大，头一次感受到这一诗句的切切之情。离家三个多月了，都有些想家了。那时的通信不发达，发封信得走两个星期，长途电话花钱多还听不清楚。我们在新疆，父母在家里，两头惦念，互不放心。特别是张爱琴，本来和奶奶爷爷一起生活，现今分开三个多月了，二位老人能受得了吗？张爱琴为此哭过。她的哭，撕扯着大家的心，平日里掩藏在心底的思念之情涌上了心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的，有；眼泪控制不住滚了下来的，也有。那个场面，至今仍记忆犹新。这种亲情的感召力，条缕清晰地叩击着我们的心。请假回家探亲？还是一走了之？还是继续在这干？几种答案也都摆在我们面前。
紧接着来的是一个大冲击波。新疆军区对外发布命令，要求兵团各单位不得擅自接收内地来疆串联的红卫兵，更不得安排工作。这一消息给我们带来的是不小的“震动”，不过我们没太在乎，因为我们“已经”是兵团人了。1967年3月份“复课闹革命”的消息传来，给我们带来的是极大的“震动”。因为，那是“最高指示”。大家不能再犹豫了，决定“回家”，“得回家看看”，“回家以后再说下一步”。
其实，春节前就走了第一拨，以后陆续走了几拨。我是最后一个走的，那时已经到了三月下旬了。先走的同学临走时都跟我话别，有的婉转地表示不想再返回来了；有的说，回去看看再说吧；也有的说，回家看看就回来，只不过语气不那么坚定。
（十二）
我的想法和大家不大相同。我想在新疆再继续呆一段时间，目的是再观察观察，如果天山厂对我们这伙人有挽留的意思，那么我就在新疆扎根，不回抚顺了。那个时候，我这样“黑五类”出身的人，在哪儿都得受歧视，到哪儿也吃不到好果子；如果兵团收留我，那么兵团就是我的安身立命之处。再者，还有一两个同学曾对我表示过，“回家看看然后就返回来”，也就是说，可能还有同伴和我一起留在新疆——我并不孤单。总之，我好像还抱着那么一丝希望。
可悲的是，我又犯了“痴呆症”。同学们分批回家，从头至尾持续了一个月的时间，而且这种举动反响也不小，天山厂竟然装聋作哑，毫无反应，没有一个干部出面挽留我们，哪怕是找我们问问情况呢，也一次没有。我一个人在空旷的大房子里，等待转机，等了十几天，我终于“等明白”了——天山厂不会挽留我们，当然更不会挽留我。此时，我想起了傅佩璋曾经跟我说过，那个曹主任在看我的登记表时，“又摇头又叹气”。傅的话，当时我没太在意。现在我明白了，他可能是在暗示我：厂方没看好你。此时，我又联想起，苏开第曾经跟我说过的“私话”。我揣摩，他很可能也是给我一个暗示：厂方没看好你们。我明确地觉察到“前因”与“后果”之间的密切联系。我心里曾经有过的一丝希望已化成丝丝凉意。想到这儿，我“更明白”了。这正是“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我希望看到的，我没有看到。我从来没有尝到受眷顾的滋味，在这里仍然没有尝到。在这里，任何人都找不到现代的“乌托邦”，更谈不到什么“自我救赎”。曾经有过的许多幻想都在一一破灭。既如此，我还傻呆在这里吗？显然不能。我，也——得——回家——了！
1967年3月28日上午，风雪过后的乌鲁木齐火车站冷风习习。我夹在人群中，挤上了东行的列车——孤独的我，怀揣着一颗孤独的心，踏上了漫长的回乡路。

后记
四十八年前的赴边之旅，是我一生中重要而珍贵的一节记忆。时光的流逝，仅仅带走了记忆里的细枝末节。那次大行动的主要过程，至今仍然刻在我的脑子里，因之成全了我的《赴边之旅》。我愿意把它送给一起去新疆的潘黎棠、李毅民、白珊、傅佩璋、谢忠、吴朝、张爱琴、何群、徐庆明、张铁华、时竹春等同学，以此表达我对他们的敬意。
我没有能力对那个时期发生的事情做什么评论，我只想还原真实的历史事实。那一段经历，其实就是一折悲剧。今天想起来，仍是百感交集，五味杂陈。但是，悲剧也有积极的价值，因为它反证了历史的大趋势。“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大潮裹挟之下，几乎没有人能够抗拒历史潮流的滚滚东流。任何旨在去掉家庭出身标签的努力，都是徒劳的。不仅家庭出身不能改变，人生道路也不能自己选择，不管你走到哪里，即使你走到遥远的边疆，那个贴在脑门上的阶级标签，也注定是揭不掉的。幸运的是，胡耀邦、邓小平拨乱反正，重启国运，才给我的命运带来了沧桑之变。从此，我有了努力学习、努力工作的环境和条件；有了敢作敢为的个人平台，我也确实为国家做了许多事情，自己也获得了许多成绩。

改革开放后，兵团成建制划归国务院农垦部，与军区脱钩。军垦战士的称谓改为兵团职工。又兵又民的兵团史终结了。我曾想过，再过若干年，我们这些亲历者离开人世了，“赴边之旅”这种令人刻骨铭心的史实也会随之进入坟墓。这对于我们这些亲历者而言，肯定是一种悲哀。为了保住记忆中的这笔精神财富，我必须抓住这次出版专辑的机会，尽全力把它写出来，再编进专辑里。以求得——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大家。
肯定有些细节，我记不清了，或是我搞错了，或是该写的却没写。如是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