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时间和空间的起点 ——访格林尼治天文台

安宁檬

出身木匠的哈里森从21岁开始，痴迷地研究航海钟。在国会颁布了悬赏令之后，他花了5年时间，经过不懈努力，终于造出了第一台航海钟（后人把它命名为H1，即哈里森1号）。这台1米见方、重达34公斤的庞然大物（下图），采用了哈里森发明的“蚂蚱腿”装置，即用弹簧把两个金属钟摆的两头连在一起，抛弃了随地球重力偏向而失准的钟摆，使用了金属的发条，并且采用对称的结构来平衡海上颠簸。哈里森带着H1进行了一次短途航海旅行，结果证明用它来测量经度比当时所有的方法都要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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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哈里森又研制H2、H3，仅H3就花了他19年的时间，但仍然庞大笨重（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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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檬

一个偶然事件让哈里森意识到，小型高频振子才是避免受环境影响的最佳办法。那时哈里森已经60岁了，他开始制作H4。6年后也就是1759年，哈里森终于造出了一块只比怀表大一点的航海表H4。这是一块不受晃动、湿度和温度干扰的、上一次发条就能走30小时的大怀表。这个大怀表携带方便，准确性大大提高。经度委员会让哈里森的儿子带着H4远征牙买加，经过两个月的海上航行，H4只慢了5秒钟，误差远远小于经度委员会制定的半度之内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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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很多波折，在哈里森80岁时，终于得到了国会悬赏的那笔奖金，这距他当年揭榜已经过去了43年。他用了整整一生来完成自己的心愿，却没有时间来享受给他的奖励。3年后，他在弥留之际，全神贯注地听着他一辈子倾听的钟表的滴答声，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美国作家戴威尔.索贝尔在她的著作《经度》里这样写道：“哈里森成功地用第四维——时间维，将三维球面上的点，连接在一起，从星体手中艰难地夺过了世界的位置信息，并将这个秘密锁进了一块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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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H4被复制，由大名鼎鼎的库克船长带着环球试航3年，经过了热带和寒带，这个表从未有超过8秒的误差。自那以后，海员们都会一手拿着哈里森航海表，另一只手拿着第五任格林尼治天文台台长马斯克林内、在前人经验基础上制定的《航海历》，确定航行中的位置。在海上的准确定位促进了英国航海业的飞速发展，继而为大英帝国的崛起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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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到19世纪，工业化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旅行和交流方式，快速列车和电报的产生意味着每个城市保持各自的当地时间已经不再现实，世界需要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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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尼治天文台成为世界最负盛名的天文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人们在这里找到了世界通用的“经度”。于是1884年10月13日，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天文学家代表会议决定，以经过英国伦敦格林尼治天文台中星仪所在的经线，作为全球时间和经度计量的标准经线，即0°经线——“本初子午线”，将它作为计算地理的起点和世界标准“时区”的起点。经度值自本初子午线开始，分别向东、西计量，各自0°-180°和0-12时。本初子午线以东为东经，以西为西经。从此，地球被分成了东西两个半球。世界各地其他时区的地方时间，都以格林尼治时间为标准。重大国际事件，也多以格林尼治时间来记录，防止史料的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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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檬

铜质“本初子午线”从格林尼治天文台子午宫里笔直地伸出来，镶嵌在地上，东西两边刻有一些城市的经度。子午宫的墙上，标有“本初子午线”标记，正对地上的铜质子午线，以红线为0经度，分列东、西两半球。子午宫尖顶下方的小方孔，会在夜晚放出绿色的子午激光线，射向浩瀚的夜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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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檬

我站在计时极准的格林尼治时钟下，想着祖国的北京时间，它与0经度的伦敦时差是8个小时，以此乘以15，可以推算出北京的经度为东经120度左右（北京中心城区实际经度为东经116°23′）。又想到我的家乡成都，它位于东经103度，可以推算出成都与北京的时差将近一个小时，因此成都的早晨，天总是比北京亮得晚一些。我第一次领悟到“时间”与“空间”有如此紧密的联系，对“时空”的概念，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从心底佩服前人的智慧，对这些为人类作出卓越贡献的科学家，怀着深深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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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檬

站在“本初子午线”上，可以同时脚踏东西两个半球，感觉很神奇。我意识到我正站在时间和空间的起点上。人生有若干的起点，领悟到一些东西也可以算做一个新的起点吧。有起点就意味着有希望的远方，我于是对未来便怀了更多的信心和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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