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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九十六
难忘四海(一)
丁宝志
原抚顺一高中二年级五班学生。先插队到北镇县青堆子公社四海大队,两年后转到山东诸城老家。1971年当了乡村教师。八十年代初调到诸城市教育局任教育督导室主任、聘为潍坊市人民政府督学。
从1968年9月26日来到北镇县青堆子公社四海大队小黑鱼沟村,到1970年8月21日离开,我在这里一共生活了666天。是来这里插队的原抚顺一高中二年级五班36名同学中最早离开的一个。离开那天,差不多全体同学到青堆子火车站送我。一辆破牛车上装着我简单的行李,大家跟在车后慢慢地走着,说着道别的话,心里都酸酸的。从此,我离别了同学们,只身一人回到了我山东诸城的老家,因为听说那里对知识青年照顾得好,将来安排工作也容易。
回到山东老家,还是一样的下地劳动,对这里的环境也逐渐适应了。但对远方同学们的想念却越来越强烈。经常一个人静静地沉思。同时,对那个生活不到两年的辽西小村的思念也与日俱增。每次回东北,当火车经过青堆子火车站,我都站在车窗前专注地向外远望;即便是深夜,也会提前准备,把脸贴在车窗玻璃上,在漆黑的田野里快速地搜寻着往日的树林、河流和高压线塔。
黑鱼沟村位于北镇县的最东端,东面隔黑鱼沟与盘锦垦区相望。全村四十多户人家,分成两个生产队。生产条件较差。
在村里安顿下不到十天,我们迎来了下乡后的第一个秋收季节。这里的秋收主要是收割高粱。每天天不亮就下地,潜入一望无际的红高粱的海洋,很快全身衣服就被露水打湿。收庄稼是个体力活,又是个技术活。起初队里劳动力每人把八垄,生产组长安排我们把四垄,还是不跟趟。拿镰刀的右手磨起了层层血泡,左手也被高粱秸和高粱叶划得伤痕累累。大家咬着牙坚持,没有谁叫苦叫累。逐渐地,我们掌握了收割的窍门儿,速度和质量都提高了不少,最后多数同学都能和社员们一样干活了。一季秋收过后,同学们身上再也看不到城里学生那种矜持和娇气。
我们下乡后,最初是安排在老乡家里住。我、丁文超、苏长凡、佟小群四个人安排在赵九荣大爷家的西屋。赵大爷一家对我们特别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我们。1968年10月的一天,我跟车到赵家屯去送棉花,棉花很多,我坐在高高的棉花包上,在坑洼不平的路上随着牛车的摇晃打着瞌睡。在下一个陡坡时,牛车失去了平衡,翻了个底朝天,我被整个压在了车与棉花包底下。当赶车的和路人把我救出来以后,我的左腿已经站不起来,膝盖钻心地疼痛。回到住处以后,膝盖已经肿得老高。赵大娘把盛在大碗里的白酒点着火,用手蘸着往我的膝盖上抹。火苗在她的手上蹿动,她伏着身子,紧皱着眉头,一边安慰我,一边快速地按摩。这时候,我想起了我的母亲,我体验到的,分明是一种母爱。她一连给我按摩了三天,每天都是上、下午各十分钟左右。她还把家里稍好点的饭菜端给我吃。几天后,我拄着棍子能行走了,大娘还要每天检查一次,嘱咐我别累着。赵大娘对我的恩情,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没有忘记。2000年8月,我在回东北时,特地从赵家屯站下火车,来到黑鱼沟,打算去看望大娘一家时,村里人告诉我:大娘大爷早已去世,几个孩子都在外地工作。我站在当年大娘家的门外,心里难过了好久。
1969年4月,中共九大召开。在全国掀起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新党章的高潮。到处弥漫着准备打仗的紧张气氛。入冬以后,地里的活干完了,知识青年们也宽松了起来。有一天大队长振龙把我叫到大队部,严肃地对我说:为了认真贯彻“九大”革命路线,从中央到农村,要大张旗鼓地开展阶级教育运动。公社党委已经开了大会,要求各个大队都要组织力量写村史、家史,开展忆苦思甜,提高社员的阶级觉悟。党支部经过研究,认为你是知识青年里文学水平最高的,决定把写村史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你,从今天起,你就脱产专门写村史。接着,振龙给我提供了几个典型家庭,让我先搞调查,掌握材料。
第二天,我首先来到了一队贫农赵海廷家。赵海廷年龄四十四岁,上有老母,下有四个孩子。由于孩子多,家里的日子过得不宽裕。赵海廷给我讲了他家在旧社会的遭遇:他的父亲从十四岁就开始给地主家扛活,一直扛了二十多年。有一年,父亲得了病,眼睛瞎了一只,扛活就没人要了。从此领着十三岁的赵海廷到处要饭。有一天,地主诬赖他父亲偷了地主地里的庄稼,用扎枪把他父亲腿肚子都打开了花。一年后,父亲便含冤死去。父亲死后,十六岁的哥哥只好到外村地主家扛活。繁重的劳动,挨打受骂,还吃不饱。不到半年,就得病死了。哥哥死后,家里的生活更没有着落。在十冬腊月的风雪中,海廷的小妹妹又连饿加冻死去了。这样,海廷一家在短短一百零二天死了三口。讲到这里,不仅赵海廷呜呜地哭,他的孩子和母亲也都哭出了声。我受到了感染,眼泪也不住地流下来。此时,我的心情非常复杂:一方面对赵海廷家旧社会的遭遇感到同情难过;另一方面,看到他家也是家徒四壁,孩子和老人衣着单薄地蜷缩在炕上的现状,胸中涌起的怜悯之情。晚上,我把白天的见闻和感想说给同屋的同学听,大家都唏嘘良久。此后,我又逐户走访了贫农李长生、赵臣、王子丰、孙庭文等二十多个家庭。他们每一家都有一本苦难史、血泪账。通过这一段时间的走访,我不但得到了写村史的详细资料,更重要的是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教育课,使我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农村的过去和现状。
那些日子,我边调查边写草稿,思想高度集中。有时夜里睡不着,有了什么想法,就起来趴在箱子上写。经过十多个日夜的努力,终于写成了两万多字的村史初稿。在一个下雪的下午,振龙让我在大队党支部会上念一念。叫干部们提提意见。我在会上饱含感情地念了一遍,大家听了以后,齐声说好。振龙非常高兴,表扬我为四海大队做了巨大的贡献。还说我的思想觉悟高,写作水平高等。并决定让我从第二天晚上开始轮流到三个生产队去宣讲,对社员进行阶级教育。
第二天晚饭后,我先来到第二生产队的队部,这里已布置得焕然一新,墙上贴着不忘阶级斗争的标语口号。会议开始,二队队长赵海元先领着学习毛主席语录,提出要求。我在念村史的时候,会场鸦雀无声,我念得也很投入。但不时被口号声打断,把我吓一大跳。当晚,因时间关系,我只念了村史的一半,第二天晚上全部念完。
隔了两天以后,我又到第一生产队,用了两个晚上把村史念了一遍。但不知什么原因,第三生产队一直没有安排去。在宣讲村史的同时,我还把村史刻版油印成二十多本。除了上交给公社几本,各生产队、知青点、小学校等都分到了两本。
这次历时二十多天的经历,是我来到四海大队以后思想上受到教育最深刻的一次。从接触的农民身上,我学习了他们很多优点。更深层地了解了农村和农民。这个收获是原来没有想到的。完成这项工作,给我提供了展示自己才能的机会,在社员群众中初步建立起了自己的影响。有一天,曾经当过生产队长的顾俊杰把我拉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悄悄说:“顾百勤让我给你说个事儿。他看你能干活儿,会写,会说,将来不用干农业也能挣出碗饭来。想把他女儿嫁给你。”这席话让我大吃一惊,赶忙拒绝:“不行不行,我将来可能不会在这个村子呆一辈子。”好歹把这门亲事给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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