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5-15 08:28
知青社员关系好，
也有个别会打闹，
往往事出皆有因，

多谢龙行超版的点评。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九十八

三十年后回四海

丁宝志

2000年8月21日，我终于回到了魂牵梦绕三十年的四海大队小黑鱼沟村！

1970年8月21日，我告别了同学们，告别了小黑鱼沟，在赵家屯车站踏上了南下的列车，回到了山东老家。过去的整整三十年间，我无时不在盘算着有朝一日，能再回到这个承载着我厉炼噩梦却又充满了复杂感情的辽西小村。那里毕竟记载着我人生历史的重要一章。
赵家屯车站是京山线上一个末等小站，除很少的短途通勤车，一般的客车在这里都不停。为了这次期盼已久的旅行，我提前好几天，翻着厚厚的《列车时刻表》仔细研读，精心策划。
8月20日夜里，我上了北京开往沈阳的95次列车。凌晨4 ∶52从锦州车站下车，未出站台，找到了即将开出的锦州——沈阳北的855次慢车。凌晨5 ∶12车从锦州开出，早上7 ∶39 就到达赵家屯车站。下车后，花了八元钱租一三轮摩托，沿一条小柏油路向黑鱼沟而去。
这次到黑鱼沟，计划速来速去。一是看看这里的变化；二是看望当年的房东赵九荣大爷和大娘。当年我在这里曾经得到他们父母般的关心照顾，三十年来一直不曾忘怀。打算在村里呆几个小时，中午到沟帮子上火车，晚上到沈阳。
到了黑鱼沟村，站在大街上环视周围，全没有了当年的印象。村里新房子不多，街道只是铺了柏油路面，其余外观起色不大，没有沿海一带农村欣欣向荣的气象。我凭着记忆来到赵九荣大爷家门口，问一路人，却说这家姓王；赵九荣老两口早在十多年前已经去世。他们的三个儿子在沈阳和锦州生活。我的心一下子凉下来，怅然若失地在门口站了好大一会儿。
我顺着街道走上河堤，这里是全村地势最高的地方，可以俯瞰全村面貌。凭着记忆和目光搜寻，找到了当年知青点的地方。但房子已非旧物。故地重游，当年这里发生的一幕幕又重现在脑海，独自一人站在大树下激动了好一阵。
走下河堤向村里走去，迎面走来一位老者。我侧身路边给他让路，他却止住脚步，眯着眼睛紧盯着我看，然后一口叫出了我的名字。这确实让我惊讶万分。我赶紧答应，与他紧紧握手。他说：他干了大半辈子车老板，名叫赵海鹏。当年我经常跟他赶着大车出远门，给队里搞副业。他热心地问我的情况，我都一一实告。我们正聊着，从村里驶来一辆摩托车，到我们身边停下。从车上下来的人，也开口叫出了我的名字。他说他叫赵德勤，四十九岁，在镇林业站工作。赵德勤愉快地回忆起当年与我们一起在队里干活的情景。然后调转车头，请我上车，带着我来到村里。在村子中心一处小商店前停下。店门前几位坐着的老人立刻围拢上来。他们之中，少数我能叫出名字，多数却忘了。我们手拉着手，回忆着当年的事。他们问起了我的情况，又问了当年在这里下乡的同学们的现状。我都尽我所知告诉他们。交谈了半个多小时，和大家一起照了一张相，就告别了他们。我请赵德勤给我租一辆车，送我到沟帮子赶火车，他又用摩托带着我向前陆村驶去。在黑鱼沟村头。我们遇到了村党支部书记赵德才和村民赵洪顺。当年德才是村里的民兵连长，与知识青年关系很好。他问过我的情况，指着身后路旁的一幢正在建设的砖混结构的新房说，这是他的新居，正在建设。他约我到他家去，吃过午饭再走。我看他满身泥水，正为新房忙碌，便以赶火车为由婉拒。双方各留下电话号码，便由德勤带着，到前陆村找了一辆出租面包车，中午赶到沟帮子。在一个小饭店吃过午饭，坐上火车，傍晚时分就到了沈阳。
晚上，我躺在沈阳二姐家的床上，激动的心情仍然难以平静。我回味着上午在小黑鱼沟村三个小时的一幕幕经历，又一次体会到了那里父老乡亲的殷殷深情。辗转反侧，思绪万千，竟吟成一首小诗：

曾经四海韬人生，
三十年后觅旧踪。
执手争说当年事，
最重桑梓父老情！

龙行天下

重回当年黑鱼沟，
村民相见相识走，
互问别后三十载，
真情实感诉不够。

中国知青张希伟

知青淘吧 发表于 2016-5-15 22:53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九十八

三十年后回四海

黑鱼沟村留足迹，三十年后回故地，回忆知青昔日事，乡情依依难忘记。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5-16 07:44
重回当年黑鱼沟，
村民相见相识走，
互问别后三十载，

多谢龙行超版的点评。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九十九

一张四十八年前的大字报
      
丁宝志

抚顺一高中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对于1965年月10月由抚顺二中转来的二年级五班学生们来说，印象都很模糊。因为他们来到这个学校刚刚半年多，就开始了“文革”动乱，从此以后，人们都狂热地投身到轰轰烈烈的运动之中，对学校过去的历史却失去了兴趣。
然而我对一高中学校的历史却有一种神秘感，因为早听说一高中高考升学率在抚顺市是最高的，这也是当时我选择转到一高中来的最重要的原因。可是学校好到什么程度呢？一直无从了解。
1966年8月上旬，我在学校二楼一处不显眼的墙角，发现了一位老师贴出的批判学校资产阶级办学路线的大字报。看完以后，我感到其中的内容很有价值，便把它的一部分内容抄了下来，放到一摞资料里。可惜当时没有把大字报的作者记下来。如果这位老师现在还在人世，估计已是年逾八旬的老翁了。
时隔将近半个世纪之后，今年春天我在整理旧纸堆时发现了它，这张发黄变脆的纸上所记录的文字勾起了我对母校的怀念，我决定把这张四十八年前的大字报公布于众，与同学们分享我们母校那段辉煌的历史。
……
1963年3月在原校址（现二中校址）开了一个“先进工作者、模范班主任老教师座谈会”。此时正是一高中历史上狠抓升学率的空前高涨阶段。参加这次座谈会的人物，便自然是那些硬顶着“先进工作者”、“模范班主任”、“老教师”之类丽冠的，在一高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权威们。
会场布置得堂皇而雅致：紫红色呢绒的桌围，妍丽的盆花，天蓝色的台布，鲜红的窗帘，糖果、香烟、茶水……使人自然地嗅到了“抚顺市最高学府的气氛”。
首先由学校的某领导讲话。他先是对在座的各位吹捧褒奖了一番，接着便罗列出十年来的丰功伟绩，然后这些权威们便表演起来。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二十七人之中，有历史问题的和有其他问题的人竟有二十人之多，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其中的王庆堂、侯锡愚等现在仍为在押罪犯。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当时一高中的印把子就掌握在这些人手中，当时的一高中贯彻的就是这样一条阶级路线。
在“一年超旅大，三年赶福建”的口号下，1963年，被人称为我校自1958年以来高考成绩最好的一年，这一年毕业生中，升学率在抚顺市名列前茅。于是，举校园之上下，自校长室到教室，自食堂到学校大门，到处都洋溢着喜气洋洋的气氛。学校让那些“尖子”们给一二年部总结经验，介绍学习方法，大肆吹嘘他们是如何刻苦，如何啃书……学校领导也不亦乐乎地向各位兢兢业业的权威拱手道喜……在这学年的毕业典礼上，全校师生热烈地对他们起立鼓掌。陈校长在舞台上为他们鸣锣开道，夸他们是继五八年以来最优秀的毕业生，大张旗鼓地号召全校同学向他们学习。
1963年的毕业生是怎样拼出来的呢？
从高三下学期，各科就印发了大量的练习题，要学生逐道做。并且要书写得整整齐齐、步骤清楚、层次分明的作业交给老师批改，或把习题的答案贴出去。走廊和专门教室的四壁上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习题答案。为大学生活的憧憬所迷住了的学生们，有的甚至手里端着饭盒，思维却已钻进那令人麻醉的稀奇古怪的习题里去了。
为了能使更多的毕业生升入大学，学校规定：午睡时间，高三学生可以自由掌握。为了占住全市升学率的鳌头，在高考前两个月左右便接连几天由陈校长主持召开班主任和科任教师联席会议。这个联席会议的内容，就是把学生进行分类排队，由教师根据每个人各科成绩，估计高考时能考多少分，估计哪些人能考上大学，哪些人不能考上。然后在领导的指导下，教师共同研究哪些学生能考上第一份表学校，哪些能考上第二份表学校……经过充分研究再进行排队。这样便每个人心中有数。每个教师的心目中便有了重点，以后有计划地进行个别辅导。
为了使更多的学生能升入大学，学校组织教师对毕业生的报考志愿进行了指导。为了升学可以把学习时间规定到深夜。
为了高考时得一个好的分数，那些权威甚至在高考的前几分钟还给学生讲题压题。
1963年9月15日，是我校建校十周年的纪念日，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围绕这一活动中心，举办了校庆展览室。这个展览室展出的是些什么呢？展览了十年来我校升入各高等院校的学生数字、百分比与名册；展览了我校各科高考总复习材料；展览了优秀学生的文学作品与平时作业。另外还露骨地展览了一篇《苦钻苦学不断跃进》的文章，这是1960年的毕业生某某某在全市首届学代会上的发言稿。在这个展览室里还摆满了宣扬锦标主义的历年来夺得的锦旗、银盾、奖杯、奖状等，这个展览室还展览了一些“权威”教师在各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及满身挂满奖章的“优秀运动员”的巨照……
这个展览室，实际上是一个地地道道地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的形形色色的博览会。这里的数字、每一件展览品都是十年来我校忠实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宣扬“升大学做大官赚大钱”和散发着反动朽臭的锦标主义的铁证！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九十九

一张四十八年前的大字报
      
丁宝志

抚顺一高中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对于1965年月10月由抚顺二中转来的二年级五班学生们来说，印象都很模糊。因为他们来到这个学校刚刚半年多，就开始了“文革”动乱，从此以后，人们都狂热地投身到轰轰烈烈的运动之中，对学校过去的历史却失去了兴趣。
然而我对一高中学校的历史却有一种神秘感，因为早听说一高中高考升学率在抚顺市是最高的，这也是当时我选择转到一高中来的最重要的原因。可是学校好到什么程度呢？一直无从了解。
1966年8月上旬，我在学校二楼一处不显眼的墙角，发现了一位老师贴出的批判学校资产阶级办学路线的大字报。看完以后，我感到其中的内容很有价值，便把它的一部分内容抄了下来，放到一摞资料里。可惜当时没有把大字报的作者记下来。如果这位老师现在还在人世，估计已是年逾八旬的老翁了。
时隔将近半个世纪之后，今年春天我在整理旧纸堆时发现了它，这张发黄变脆的纸上所记录的文字勾起了我对母校的怀念，我决定把这张四十八年前的大字报公布于众，与同学们分享我们母校那段辉煌的历史。
……
1963年3月在原校址（现二中校址）开了一个“先进工作者、模范班主任老教师座谈会”。此时正是一高中历史上狠抓升学率的空前高涨阶段。参加这次座谈会的人物，便自然是那些硬顶着“先进工作者”、“模范班主任”、“老教师”之类丽冠的，在一高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权威们。
会场布置得堂皇而雅致：紫红色呢绒的桌围，妍丽的盆花，天蓝色的台布，鲜红的窗帘，糖果、香烟、茶水……使人自然地嗅到了“抚顺市最高学府的气氛”。
首先由学校的某领导讲话。他先是对在座的各位吹捧褒奖了一番，接着便罗列出十年来的丰功伟绩，然后这些权威们便表演起来。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二十七人之中，有历史问题的和有其他问题的人竟有二十人之多，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其中的王庆堂、侯锡愚等现在仍为在押罪犯。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当时一高中的印把子就掌握在这些人手中，当时的一高中贯彻的就是这样一条阶级路线。
在“一年超旅大，三年赶福建”的口号下，1963年，被人称为我校自1958年以来高考成绩最好的一年，这一年毕业生中，升学率在抚顺市名列前茅。于是，举校园之上下，自校长室到教室，自食堂到学校大门，到处都洋溢着喜气洋洋的气氛。学校让那些“尖子”们给一二年部总结经验，介绍学习方法，大肆吹嘘他们是如何刻苦，如何啃书……学校领导也不亦乐乎地向各位兢兢业业的权威拱手道喜……在这学年的毕业典礼上，全校师生热烈地对他们起立鼓掌。陈校长在舞台上为他们鸣锣开道，夸他们是继五八年以来最优秀的毕业生，大张旗鼓地号召全校同学向他们学习。
1963年的毕业生是怎样拼出来的呢？
从高三下学期，各科就印发了大量的练习题，要学生逐道做。并且要书写得整整齐齐、步骤清楚、层次分明的作业交给老师批改，或把习题的答案贴出去。走廊和专门教室的四壁上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习题答案。为大学生活的憧憬所迷住了的学生们，有的甚至手里端着饭盒，思维却已钻进那令人麻醉的稀奇古怪的习题里去了。
为了能使更多的毕业生升入大学，学校规定：午睡时间，高三学生可以自由掌握。为了占住全市升学率的鳌头，在高考前两个月左右便接连几天由陈校长主持召开班主任和科任教师联席会议。这个联席会议的内容，就是把学生进行分类排队，由教师根据每个人各科成绩，估计高考时能考多少分，估计哪些人能考上大学，哪些人不能考上。然后在领导的指导下，教师共同研究哪些学生能考上第一份表学校，哪些能考上第二份表学校……经过充分研究再进行排队。这样便每个人心中有数。每个教师的心目中便有了重点，以后有计划地进行个别辅导。
为了使更多的学生能升入大学，学校组织教师对毕业生的报考志愿进行了指导。为了升学可以把学习时间规定到深夜。
为了高考时得一个好的分数，那些权威甚至在高考的前几分钟还给学生讲题压题。
1963年9月15日，是我校建校十周年的纪念日，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围绕这一活动中心，举办了校庆展览室。这个展览室展出的是些什么呢？展览了十年来我校升入各高等院校的学生数字、百分比与名册；展览了我校各科高考总复习材料；展览了优秀学生的文学作品与平时作业。另外还露骨地展览了一篇《苦钻苦学不断跃进》的文章，这是1960年的毕业生某某某在全市首届学代会上的发言稿。在这个展览室里还摆满了宣扬锦标主义的历年来夺得的锦旗、银盾、奖杯、奖状等，这个展览室还展览了一些“权威”教师在各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及满身挂满奖章的“优秀运动员”的巨照……
这个展览室，实际上是一个地地道道地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的形形色色的博览会。这里的数字、每一件展览品都是十年来我校忠实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宣扬“升大学做大官赚大钱”和散发着反动朽臭的锦标主义的铁证！

龙行天下

名为批判实诉功，
教师心血在其中，
让人感受师尊意，
呕心沥血震天功。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5-17 07:58
名为批判实诉功，
教师心血在其中，
让人感受师尊意，

谢谢龙行超版的理解和支持。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00

我这一辈子（一）

王洪
原抚顺一高中二年级五班学生。下乡到北镇县青堆子公社四海大队。回抚顺后，先在市图书馆工作，后调到市计委《抚顺经济》编辑部工作。

往事钩沉，凝思构想，先填一首《念奴娇•浑河》作为开篇：
浑河西流曲回折，煤城百年风雪。回首他年泪热时，校园学子求识。读书认真，博览不倦，涌动青春血。报国心诚勤勉，圆台清汤少。“文革”雷炸，大学梦没。动乱间，北镇黑沟锄落。请罪批斗，多刑全向我。阴损到家，此生逆境，怎奈河浑砂多！
悲苦少年
我从小是在爷爷奶奶家长大的，从打记事儿起没见过我的那个妈。按理说我是老大，却把我四岁时送到爷爷奶奶的小山沟里。这是位于抚顺县的一个小村庄。山峦起伏，流水潺潺，绿树成荫，蛙声一片。无论是朝霞旭日，或是夕阳炊烟；不管是玩在打谷场，或是斗蛐蛐、抓蝈蝈，童话般的日日夜夜。在那里度过了幸福快乐的金色童年。读书朗朗，吃饭香香。直到小学二年级才返回到市里。转学到市中心小学，即现在的实验小学，苦难便随之而来。父亲伪满国高毕业，在文化宫（后叫图书馆）做事；母亲学的是牙科医生，她从一见面就歧视、刁难、虐待我。恐惧、害怕，偷偷地流泪。真不知道学生时代我是怎样熬过来的！分灶吃饭，没进里屋、上过桌。在外屋过道上住。单薄的被褥，天冷时只好到厨房、厕所，靠着暖气包。我记忆里就没有穿过新衣服，全是捡父亲穿下的大衣服。连小学毕业照的衣服都打着补丁。总是挨打受骂，还吃不饱。好歹上了高中住宿，每月九块钱的伙食费，还得到图书馆父亲那去要。到了礼拜天，时常在宿舍同家在外地的同学一起过。到浑河边洗澡，捉小鱼，拔老乡菜地的蔬菜，用土制电炉整点菜汤。那时，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好好读书，长大求前途，过上好日子，不再受气。
初涉“文革”
时光荏苒，到了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历经串联、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全国陷入一片混乱。在北京，我几次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到“新北大”观看了“七人大字报”，且见到了摇着大扇子的聂元梓；清华园里聆听了文质彬彬、穿着白上衣、带镜子的蒯大富的演讲。他是红卫兵三司的总司令。那天晚上，我很兴奋，和老付在清华的一间教室里盖着草垫子过了一宿。之后，又兴起“走红军长征之路”的热潮。若不是手里没钱，我险些参加。
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打破了我的大学梦。大串联还没有结束，我又踏上了开往大西北的列车。因为爷爷是小地主成分，父亲划为走资派，加之北京谭氏“血统论”嚣张盛极，“文革”气氛弥漫全国。想到未来，前途渺茫。加之电影《军垦战歌》震撼心灵。很多家里有问题的同学相约赴疆，当一名军垦战士，把青春献给西部边疆，以求得解脱超生。我从家中拿出十三元钱，又炒了一小袋苞米面炒面，一个茶缸。背一个书包，千里迢迢，周折十来天，来到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在建设兵团农八师天山化工厂落了户。时年才十七岁。
在兵团安顿后不久，正准备在大西北过一辈子，突然接到上级通知，要我们这些人回原地、原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没有办法，只好穿着一身绿棉衣，回到了抚顺，回到了学校。
作为一名学子，在经过一阵狂热之后，我进入冷静思索，担忧自己和国家的未来。心里经常感到郁闷。有一天，我们坐在寝室聊天，与田、付两位同学在感奋之余，动手刻印了一份《空虚报》，内容多是对时局表达不满。印出后，分发到各教室。过后害了怕：如若被拿做反动实据，大祸则要临头。
干在西部
抚顺一高中大多数学生都在校住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段时间，我们主要是在学校内开展运动。后来效仿北京，停课、上街，到工厂矿山。起先，我在宿舍里没动。后来，多位同学对我宣传、鼓动。那些穷苦百姓、工人成为我支持的对象。我加入了“井冈山兵团”，负责宣传和编《井冈山报》的工作。我平时的工作就是刻钢板，印宣传材料，写标语，并来往于北京、抚顺之间。形势紧急时，我们在北京呼吁、宣传。幸亏我手中有点钱，才不至于被饿死。那时卖《井冈山报》、喝馄饨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文革”进入派性武斗时期，我从传单上看到江青、陈伯达、戚本禹等有关“文攻武卫”的讲话，决心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有一天，我看了一份红工联总部提供的黄楼支左负责人王力在抚联的讲话，怒从心头起，文思泉涌，像写作文一样，按着“九评”的气度和口吻，挥笔一气呵成，写了批判军分区支左的一篇文章《抚顺军分区在支左问题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没想到很快，全市各大广播站成天播放。红工联总司令、西露天矿选煤段出身的武振良在大会上说:“王洪的水平是最高的。”然而，就是这篇文章，害了我后半生。局势稍微安定，军分区就点名批斗我，定的罪名为“反军武斗急先锋”，参加各级学习班，拉着我到各个会场批斗，逼我写检举揭发红工联头头的罪行。其实我只是个参加运动的学生，对头头们的事什么也不知道。
魂断四海
1968年9月，我随二年五班下乡到北镇县青堆子公社四海大队。人还没到，材料早已过去了。下乡不久，大队便召开了批斗我的大会。我被按跪在板凳上，贫下中农的大镐把抡向我，身穿的一件棉袄上面血迹斑斑。我不服：这算什么贫下中农再教育？那些落后的习俗、愚昧无知的低贱所为能给我们城里来的知识青年些什么呢？！
大队教育不了我。一辆独轮车，几捆高粱秸，一小袋高粱米，一把咸盐把我送到了公社“群专”。地点在公社院后厢房里，和当地的“五类分子”牛鬼蛇神押在一起，每天照例的请罪：“我有罪，罪该万死。”向左转“坦白从宽”，向右转“抗拒从严”。长时间的关押，终日吃不饱。没有菜，吃饭只是就几粒咸盐。造成营养不良。偶尔有同监的人剩下些残汤剩饭，便抢来充饥。我曾在放风时越墙逃跑。对面就是火车站。眼看就要抓到火车门了，又被人抓回，一顿毒打，用三角带横抡，奄奄一息。
放回大队后，我已被折磨得神志不清，整天昏昏沉沉。单独住在青年点伙房里。有一天，我想回抚顺，在火车站上车时，南辕北辙，坐错了车，到了锦州。在那里身无分文，又得了重感冒，几天没吃饭，发着高烧。躺在锦州火车站角落的地上，已经奄奄一息。幸亏四海大队下放户高木匠到锦州买刨刃子，偶尔发现了我，把我带回大队。否则，恐怕早已客死他乡。
那段日子里，我的思想极度痛苦。想到干脆自杀，一了百了。一个中午，我走进了村里一个没人深的水塘。就在水已淹到胸膛的时候，同学丁宝志发现了我，跳下水塘，死命把我拖上了岸。
怕我死在四海屯，大队派同学丁文超等几个人送我回抚顺。随之送到抚顺精神病院。这是活人的监狱，日夜和些精神病人关在一起，再正常的人也得发疯！虽然免去高压批斗之苦，却给我后半生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灾难。在精神病院，我忘不了李春华和刘金石夫妇，这两位大夫对我又同情又关心。经常从家里带给我吃的。每到开支，就领我到饭馆改善一下。我帮医院出黑板报，干零活。后来到医院农场潘家店收苞米。在这里，主治医生同我谈话说：“你不住精神病院，就要同郭大可等一样住监狱。”我暂且拿医院当做食宿之地，体验人生，品味炎凉。父亲在“五七”干校挨整，母亲与之分开后到宽甸子医疗队，老二下乡在黑山，老三随父亲在干校。房子被他人强占，有这么个管吃住的地方，苟且偷生罢了。
林彪事件之后不久，父亲平反落实政策，重返市图书馆工作，我出院到了台沟一队，永远离开北镇四海小黑沟。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就在父亲即将提拔重用之际，他率队到元帅林农场，不幸溺水身亡。时值1973年7月31日下午三时许，后给定为因公死亡。我回城参加工作，在二轻局轻工轧材厂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