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5-22 07:36
学校食堂吃得差，
学生感触歌说它，
编歌之人受批判，

田文昌同学和我们一道于1968年9月26日插队到北镇县青堆子公社四海大队，1971年抽调回城，后来考取西北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兼职律师。95年转行做专职律师至今。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名誉主任，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名誉院长，多家法律院系兼职教授，美国刑事辩护律师协会终身荣誉会员，2013年度中国十大法治人物。
    他在忙事业的同时， 倡导同学们写回忆文章，并全额出资编撰印刷了这本五十七万字的《砺炼华年》。希望“我们的故事能够成为历史的镜子， 折射出我们内心中未能如愿的抱负， 作为社会发展的借鉴。”（摘自田文昌撰写的《砺炼华年》前言）
他是我们同学中的佼佼者，事业上越是成功，越是不能忘记过去，他在《砺炼华年》中所发表的回忆文章证明了这一点。
     感谢龙行超版对我们连载工作的一贯支持，谢谢您的点评。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06


与张思之先生相识的历史机缘

田文昌

张思之先生是新中国律师界的标志性人物，以傲骨侠肠的气节著称，被业内称为“中国律师的良心”。思之先生解放前就读于北平朝阳大学，新中国成立初期做过法官。1956年重建律师制度时，受政府之命组建北京市第三法律顾问处，是新中国律师制度的奠基人之一。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刚刚创建一年的律师制度夭折，全中国仅有的数百名律师统统被列为右派分子，思之先生当然也未幸免，自此被劳动教养15年。
十年动乱结束后，右派平反，中国再次恢复律师制度，他又受命组建律师队伍。同时，在改革开放以后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标志的案件——林彪、江青反党集团案中，思之先生被指定担任李作鹏的辩护律师，并担任林、江两案辩护律师组的组长。时至今日，已经八十多岁高龄的思之先生壮心不已，依然活跃在律师辩护的舞台上，是中国律师的泰斗和道德典范。
思之先生是我敬重的前辈、同行、也是挚友，在业内和学界，我们心心相通、志同道合。值得一提的是，我与思之先生相识的时间其实只有二十余年，但是，我知道思之先生却是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前。这其中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也是一种历史的机缘。这段故事要从文化大革命说起。
1966年我在高中读书的时候，中国开始了轰轰烈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十年动乱）。而在1966年6月初，“文革”刚刚开始，在我就读的辽宁省抚顺市第一高中就爆发了一场轰动全市的反革命事件。起因是：高三（四）班学生张阿毛响应号召，于6月3日贴出了一张批判校党支部书记的大字报，于是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遭到全校师生的批判和围攻。被定性为当时轰动全市的第一起反革命事件，被称为“六•三”事件，张阿毛同学则被批判、认罪、检讨，成了学生中的第一个反革命分子。这也是“文革”初期一个十分轰动的事件。

由于该事件性质严重、影响重大，为了肃清流毒，批判活动在持续进行。后来，在6月20日的一次政治课上，在政治老师谈到这次“六•三”事件时，由于我在课堂上表达了为张阿毛同学鸣不平的意见，引起了与政治老师连续两节课的争论。于是，我又因为张阿毛同学辩护而被打成了反革命，又引发了第二起反革命事件，被称为“六•二○”事件。那一年，张阿毛二十岁，而我只有十九岁。还记得，在我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后，由于我们二年五班的老师和同学支持我的观点，于是，我们二年五班全体被打成了“反革命黑窝”，而我们的班主任唐永胜老师则被定为反革命黑窝的黑后台。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伊始，在辽宁省抚顺市连续发生的两起重大的“文革”案件。而在这两起事件中，“六•三”事件的主角是张阿毛，是因他贴第一张大字报而引发，“六•二○”事件中的主角是我，是因替张阿毛辩护而引发。
今天，时过境迁，这段历史已经翻过去了。而巧合的却是，我正是在那个时候从张阿毛那里知道了张思之先生。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我与张阿毛同学本不相识。我读高二，他读高三，不是一个年级。就是在我们先后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之后，才有缘相识并进而成为朋友。后来，在有一次交谈中，阿毛告诉我说，他有一位堂兄，在北京，是一位很有名的律师，名字叫张思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律师离我的生活实在太远。更何况，那是一个砸烂公检法的年代，连法治的概念都被粉碎了，律师就更加无从谈起了。但奇怪的是，不知为何，张思之这个名字却一直留在了我的记忆里。
没想到，多年以后我成了一名法律人并来到北京工作，先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后来又做起了专职律师。1996年在我出任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以后，对思之先生有了更多的了解。才知道，他就是三十年前张阿毛跟我提起的他的堂兄张思之律师。我顿时升起了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万万没想到，三十年前一次不经意的交谈，竟然蕴含了如此深远的历史机缘！而且，这种机缘又是因辩护而引起。
在那个践踏法治的年代，我居然闻知了一位律师界精英的传奇经历，而在30年后恢复法治的时候，我居然又有幸与这位精英并肩而行。共同的事业和共同的追求，使我与思之先生不约而同地走到了一起。这究竟是一种巧合？还是命运的安排？似乎是命中早已注定，我与思之先生本该是同道中人。
思之先生长我整整二十岁，但他的激情甚至比我还高涨，就像一个永不停歇的战士，在他面前不存在退缩二字。
在业内，我为自己有这样一位前辈和挚友而自豪；在中国，我为律师界有这样的精英和榜样而喝彩；对于个人而言，我为与思之先生的结缘而欣慰！

龙行天下

当年维护一同学，
被打反革命称绝，
由此初闻先生名，
以后工作竟相结。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5-24 08:25
当年维护一同学，
被打反革命称绝，
由此初闻先生名，

替老同学多谢龙行超版的点评。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07

特殊年代的师生情谊
——忆我的三位人生导师（一）

田文昌

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导师，这种感受对我来说格外深刻。从小到大，直到今天，每想起教导过我的老师们，感恩之情都会油然而生。尤其在经历过那个特殊年代的磨难之后，这种情感更加刻骨铭心。前几年，我还曾探望了几位我小学时代的老师，几十年的回忆仍然难以忘怀。这一生中，给我教导使我心存感激之情的老师有很多位，这是我人生的幸运，我永远感激他（她）们。其中，有三位老师是深刻影响我一生的恩师，我每一步的成长和每一分成功，都离不开他们的身传言教和支持鼓励。他们是：我的小学老师李春田先生；中学老师唐永胜先生；研究生导师解士彬先生。这三位老师是影响和造就我一生的终生导师。

我的小学老师李春田
李春田老师是我少年时读书的抚顺市民主小学的音乐老师和大队辅导员。当年，我是学校的少先队大队长，也是校文艺队的队长，同时，还是新抚区红孩子歌舞团的团长，李老师又是红孩子歌舞团的艺术顾问。

我小时候酷爱音乐，李老师是我学习音乐的启蒙老师。从小学四年级起，直到毕业后读了中学，李老师从来都没间断过对我在音乐上的培养。他不仅教我学会了二胡和小提琴，还到处请教专家，对我的听力、节奏感进行特殊训练，把我当成音乐天才，对我进行了包括音乐理论在内的综合培养，一心要把我培养成专业的音乐家。那时候，我享受了一个学生或许不应有的特权，手里拿着音乐教室的钥匙，经常会在钢琴台上写作业。李春田老师天赋很高，只是由于没受过系统的专业培训，谈不上有很高的专业水平，但是他在我身上倾注了全部心血。让我最感动和难忘的是，当我的水平迅速提高以后，他就带着我到处去求教他人和寻访名师。我读初中时的小提琴老师张井先先生就是李老师帮我安排的。
初中毕业时，在李春田老师的鼓励下，我曾第一次出远门去北京报考中国音乐学院附中。因为当时我连一件不带补丁的外衣都没有，是借穿了李老师的外衣去北京参考的。
李老师不仅教我读书，还教我做人，少年时代的我从他那里学到了最基本的做人原则。
人与人的缘分是很微妙的，我与李春田老师就有一种难解的缘分。我1961年就小学毕业了，但毕业后李老师对我的培养却一直没有间断，而培养的内容也远远超出了音乐的范围，他成了我青少年时代第一位值得信任和依赖的人生导师。十分巧合的是，在十九年以后的1980年我报考法学研究生时，李老师恰好调到了抚顺市招生办公室工作。就在我对自己以高中生的水平越级考研信心不足时，李老师又一次推了我一把，才使我鼓足了勇气去大胆尝试。而正是这次尝试的成功，改变了我整个的人生——考研成功，成了我人生事业的起点。二十多年前，把我带入艺术世界的是李春田老师，二十多年后，帮我迈入法律殿堂的还是李春田老师。

我的中学老师唐永胜

唐永胜老师是我在抚顺二中和抚顺一高中时的老师。我从民主小学毕业后考入抚顺二中，唐老师是我高中时的俄语老师。读到高中二年时也就是1966年初的时候，由于学校迁址的原因，二中高中部的一部分学生和老师转校到了一高中，我和唐老师也一同转到了一高中。

唐永胜老师到二中任教的时候是刚刚从学校毕业不久，年龄比我们长十来岁，就像是我们的兄长一样。唐老师聪明智慧，才华出众，是出名的读书狂。他每天手不释卷，买书更是他的一种习惯。可以说，我们每一个学生都从唐老师那里体会到了什么叫孜孜不倦，都把唐老师当成自己的楷模。而唐老师对他的学生们也真正做到了诲人不倦。
在与唐老师的情感中，最使我难忘的有两件事：
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时，1966年6月20日，由于我为一位被打成反革命的高三学生张阿毛鸣不平，在政治课上与老师发生了辩论，我也被打成了反革命，引发了当时轰动一时的“六•二○事件”。由于全班同学支持我的观点，我们二年五班又被打成了反革命黑窝。而在那种十分危难的时刻，作为本来就是被冲击对象的唐永胜老师竟旗帜鲜明地站到了我们一边，并因此被定成了反革命黑窝的黑后台。那些日子里，唐老师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与我们一起度过了人生最危难的时刻。为了保护唐老师的安全，我们班几位壮汉同学曾轮番守护在唐老师身边。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中，唐老师与我们结下了师生情、兄弟情、战友情，这是我们二年五班每一位同学都永远不会忘记的。也正是如此，毕业多年后，我们的师生情谊从未间断。
1980年我考研的时候，最大的难关是外语。我原来只是高中二年级的外语基础，自1966年“文革”停课闹革命到1980年，已经扔下了十五年。幸好知青返城后，我在师范学校一年时间的进修中选择了俄语专业，老师还是唐永胜先生。但这一点基础对于考研来说显然是不够用的。为了帮助我通过外语关，唐老师花了大量时间给我辅导俄语。直到考试的时候，唐老师还守在考场外面整整三个小时。我当时因备考过度劳累，竟然晕在了考场上，被扶出场外躺了一个小时之后，又被扶回考场继续答卷。考试结束后，唐老师又把我带到他家中帮我算分，并鼓励我继续参加后面的四门课的考试。就这样，我终于以同等学力的资格越过四年的大学本科学习，破格考取了西北政法大学（当时是西北政法学院）的硕士研究生。
可以说，是李春田老师给了我破格考研的信心和勇气，又是唐永胜老师给了我攻克外语难关的能力。缺少他们中的任何一位，我都不会有今天的成长。

知青淘吧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08

特殊年代的师生情谊
——忆我的三位人生导师（二）

田文昌

我的硕士生导师解士彬
解士彬老师是西北政法大学的教授，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我在西北政法学院读研的时候，有五个研究生，三位导师。三位导师对我们都很好。因为解士彬老师年纪相对较轻，与我们联系更密切，所以对我的影响更深刻。
解士彬老师五十年代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是当时最年轻的硕士研究生，是公认的才子。他的导师贾潜老先生，在解放前曾做过边区政府法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在最高法院做过审判日本战犯的特别法庭庭长，右派平反后又做过司法部顾问。因为贾潜先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做学生的解士彬也“沾了光”成了右倾分子，被分配到陕西一个小城市做了中学教师。“文革”结束恢复政法院校后，解士彬老师才有机会调到西北政法学院做教师。解老师丢掉法律专业多年，但他被贬期间勤奋自学，掌握了俄语、英语和日语三门外语。在我读研期间，看到他每时每刻都是在读书和查找资料，就连在食堂吃饭排队时也是书不离手。他是在与时间赛跑，在找回逝去的时光。但是，就在我们为他的勤奋所感动而不忍打扰的情况下，发现他对于自己的学生却可以投入全部心血而毫不吝惜时间。最使我感动的是，就在我为自己的第一篇大作硕士学位论文感到沾沾自喜的时候，经解士彬老师精心修改后，3万多字的文章几乎每一页都变成了红色。此时，我方知老师的心血并才发现自己根本就不知道应该如何写论文。正是那被改成红色的几十页稿纸使我打下了撰写论文的基本功。而在我论文定稿的最后时刻，解士彬老师居然又陪我在宿舍里待了整整一夜，字斟句酌地帮我完成了最后修改。
解士彬老师不仅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学生，而且还以他博大的胸怀帮助自己的学生去向他人拜师求教。由于西安地处西北，当时信息尚不发达，考虑到我求学心切，为了让我开阔眼界、博采众长，解士彬老师和另一位导师周柏森教授轮番多次修书，介绍我去全国各地向专家求教。80年代初期，国内的法律院系还数量有限，除了我就读的西北政法学院外，只有北京政法、华东政法、西南政法三所政法学院和北大、人大、武大、吉大四所综合大学的法律系，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法学研究所。我利用读研三年期间的寒暑假期，跑遍了全部这些法律院系而且不止一次。由于经济条件和时间的限制，我通常是晚上乘火车硬板车厢，白天去拜师求学，有时一天只能吃上一顿饭。但是，我终于几乎是毫无遗漏地访遍了这些院系刑法界的知名学者，而且对有些老师还是不止一次地反复求教。例如，人大的高铭暄教授、王作富教授，武大的马克昌教授，北京政法的曹子丹教授等人，都曾经不厌其烦地多次对我当面赐教，还带我修改论文，向我提供参考资料。除此之外，我还拜访了一些法理学、法史学和哲学、经济学的知名学者。我从这些老师那里学到的不仅仅是学术知识，还有严谨的治学精神和他们为人处世的品格。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当年聆听教诲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读研三载，在二位老师的帮助下，凭着他们的私人关系，我完成了我个人独有的游学生涯，为我后来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深厚、坚实的基础。
像这种毫无保留地为自己的学生寻求他人之石的胸怀，在学术界也是并不多见的。我感到自己实在是太幸运了。而且，在李春田和唐永胜老师那里，我也同样感受到了这种胸怀。
同时，我也深深感激当时对我不吝赐教的国内几十位刑法界的前辈学者，感谢他们把我当成自己的学生一样悉心指教。没有他们，也不会有我的今天。
在那种特殊的年代，教师已成为被冲击的对象，地位低下，师生关系也变得极不正常。像我们这样深厚长久的师生情谊非常少见。更不要说，这三位老师的身传言教影响了我的整个人生，他们是我的终生导师。
李春田老师不仅是我学习音乐的启蒙老师，又激励我迈入了法律殿堂。唐永胜老师在“文革”动乱的危难时刻与我共渡难关，又帮助我考研成功，踏上了人生事业的起点。解士彬老师则以他的才华和胸怀带领我在法律殿堂的学海中遨游、攀登，把我向巅峰托送。
我从这三位老师，同时也包括更多的老师那里感受到，师生关系不仅仅是一种情谊，而且更是一种传承，人的成长与成功离不开老师的培养。后来，我也做了教师，并学会了像我的导师那样对待自己的学生。
如今，我的三位人生导师有两位已经故去，另一位唐永胜老师也已成了植物人。他们三位还有着一种同样的经历：1957年都被打成了右倾分子（准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了冲击。只是因为他们太正直，太有才华。他们都是十分难得的人才，但是，在那个特殊年代中却无法施展才华、报效社会，而只能呕心沥血对学生留下自己的传承。在感恩和怀念的同时，我最想说的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记住自己的人生导师，没有传承，就没有历史，就没有社会的进步！

龙行天下

学子最感遇恩师，
一生数位幸福时，
三位恩师细介绍，
终生感激永念实。

知青淘吧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6-5-25 08:24
学子最感遇恩师，
一生数位幸福时，
三位恩师细介绍，

谢谢龙行超版的一贯支持，谢谢您的点评。

中国知青张希伟

知青淘吧 发表于 2016-5-20 16:53
感谢龙行超版的点评。

大黄，你多麽可爱啊！

中国知青张希伟

知青淘吧 发表于 2016-5-20 16:56
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04

土匪消逝的日子

自然法则告诉我们，人的一生如草木一秋，每个人活着一天，就要快乐一天，豁达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