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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回忆文集《砺炼华年》连载之121
扛苇垛(一)
苏长凡
四海大队位于北镇县的最南端,与盘锦垦区接壤。盘锦是中国著名的湿地,几十年前更是著名的芦苇产地之一。
刚到农村时听老农说过,每到冬季农闲的时候,公社就会组织各大队的青壮劳力到附近的盘锦苇场出民工——“割苇子”或“码苇垛”,据说这些活特别累人,但能够挣到现钱。
1969年腊月的一天,又是公社组织的,我们大队二十几名强壮的男劳力前去几十里外的盘锦苇场出民工扛苇垛。
因为苇场的活太艰苦,大队无意让知青参入。
二十岁出头的我身强体壮、精力充沛又“争胜好强”,经过锻炼干起农活已不输当地的青壮年。什么样的活这么厉害,还把知青排除在外?更何况是挣现钱!我自告奋勇、态度坚决地向队长申请去参加扛苇垛。
扛苇垛的人们已经走了。征得大队同意后,我迅速打听好详细地址和走法,简单地带些洗漱用品和一床棉被,打个小行李卷扛在肩上,匆匆地追去。
我记得,先是步行八里地到赵家屯乘火车,好像是在沟帮子前的一个乘降所(临时车站)下的车,然后向南走约十几里才是扛苇垛的苇场。
天完全黑了的时候,我幸运地追上了坐前一趟火车的我们大队人群。
这里是盘锦的一处空旷之地,夜色漆黑,附近好像没有村庄,不见灯光,未闻狗吠。只见几栋坐北朝南、长长的低矮平房在夜色中孤零零地矗立着——这便是扛苇垛民工暂栖的工棚。
推开工棚的房门,左侧顺墙两口特大号的铁锅镶在一南一北两个炉灶上,腾腾地冒着热气;几绺苇子作为柴火塞在炉膛内,熊熊地燃烧;两炉灶中间有一门,挂着苇子编的门帘。里间筒子屋南北两铺大炕足有十六七米长,南炕已经住满了其他公社的民工,北炕留给我们四海大队。
腊月天,外面十分寒冷,但因为烧柴(苇子)充足,炕烧得很热,工棚内还是暖暖的。
我们卸下行李,吃了点东西,准备休息。
北炕虽然很长,但二十几人是无法正常躺下睡觉的,无奈之下,只好一个人头朝里一个人头朝外,一颠一倒,侧着身子算是勉强排下。
由于长时间赶路,十分疲倦,人们很快进入了梦乡。工棚内灯亮着,两铺炕挤睡几十个人,打鼾声、磨牙声、梦语声交织在一起,此起彼伏;滚烫的火炕散发着热气。人们赤着膊、光着脚在狭小的面积内以被动受限的姿势相互拥挤地酣睡着。
那时的人们没条件洗澡,洗脚也不会天天坚持,所以闷热工棚内的味道可想而知。更惨的是,由于炕热,多数人都把脚伸出被子外边,颠倒相睡迫使头与脚近在咫尺,刺鼻的气味使我不堪忍受,感到有点“晕”,许久无法入睡。
后半夜,不知是被尿憋的还是被“味”熏的,醒了,于是迷迷糊糊地披着衣服出去方便一下,回来后却发现我原来睡觉的地方已被两旁的人侵占得只剩一条缝,我的棉被压在两人的身下,棉裤叠成的枕头也被挤掉在地上,根本没办法再躺下!我睡意顿无,只有使劲地把“入侵者”向两旁推了推挪出一小条地儿,顺势改变头脚的方位后挤下,感到脚丫子味不那么强烈,不知不觉地又睡着了。
早晨5点刚过,我们被从睡梦中叫醒。简单洗漱、空着肚子,便投入到这次终生难以忘怀的扛苇垛劳动。
那时,当地农村有冬季每日两顿饭的习俗,不吃早饭先出工干活已经成了惯例,即便是到了苇场,三气儿活两顿饭规矩没改。
外边还黑,冰天雪地。我们步行到几百米外的一处空场。乍到新地方,我有点兴奋,借着微弱的光线看到周围散落一堆堆的苇捆。有数辆马车正卸着苇子。我们的任务便是将这些苇捆码成垛。
天渐渐亮了,看见空场的远端有数座码完的苇垛,长约三四十米,宽约十二三米,有两三层楼高,据说每座苇垛需用两万余捆的苇捆垛成。
我们分两组各承担一座苇垛的任务。按照苇场安排的位置,各组两名有经验的人负责苇垛的“打底”(在地面上摆苇捆,打垛的基础),余下人负责将苇子捆扛运过来,距离约有数十米。苇子捆足有两米长,直径超过半米,重量不一(轻的一捆六七十斤,重的八九十斤),每人每次需扛两捆。由于人的胳膊不足以抓住两捆苇子,每名扛苇子的人均发给一件铁钩子,约半米长,端头带弯钩,两捆苇子扛在肩上,一手抓住下捆,一手用铁钩钩住上捆才能够保持平衡,方便扛运。
一般情况下,将两捆苇子上肩是需要另外一人协助的。当时的我颇有点力气,在两组民工中,能独立用铁钩将两捆苇子直接扛上肩的只有我和另外一位老兄(也许就我俩傻实惠)。
开始时,扛上两捆苇子走平地倒没觉得有多累,两三个小时过后,由于重复“搭钩”、“上肩”、“扛运”、“扔捆”的动作,用力的肌肉有些酸痛,尤其是饿着肚子(现在想起来不知道当时是咋坚持下来的),越来越觉得此活可能是挺艰苦、挺累人的。
好不容易盼到吃“早饭”,已是上午10点。伙食不错:高粱米干饭,炖猪肉块(以后顿顿如此)。我记得伙食是由苇场供给,每人每天定量4斤高粱米,猪肉若干(无青菜),两顿饭。今天回想起来仍惊异当年人们的巨大饭量是多么不可思议。
饭后小憩片刻,即又回到场地继续重复先前的劳动。由于是包工,按苇捆的数量计算报酬,所有干活的人都闷声卖力地干着,中间很少休息。随着时间的延长,我的兴奋劲没了,机械地将苇子捆扛起、驮运、放下,一遍一遍,周而复始,一直坚持到下午3点,才盼到了吃第二顿饭的时间。
其实,第二顿饭前的劳作已经使我感到身体有些疲乏,饭后的第三次劳作不由地感到有些打憷甚至有点厌倦,但我还能硬着头皮咬牙坚持着,直到晚上10点收工。
回到工棚,我拖着困乏的身体躺在炕上,叼着手卷的旱烟半倚着行李在歇息,发现同来的一些人面露极度疲惫的神态,耷拉头,相互悄悄地商议着什么。
第二天一早醒来,看见北炕的好些人在匆匆地捆绑自己的行李,丝毫没有想再出工的意思。只听见人们嘟囔着:“不干了,不干了,太遭罪了!”我们大队领队的(好像叫赵宏顺)劝阻着,都干了一天了,不干的话,昨天的工白瞎了!“白瞎就白瞎吧,反正给多少钱都不干了,受不了了,回家!”大约有一多半的人已被头天的劳动强度所击溃,无法再坚持下去,放弃已付出的一天劳动,决心“打道回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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