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言两语话当年

三阳开泰

                   南腔和北调（一）

        五团一连的战友来自石家庄、北京、浙江台州、天津、济南和上海。加上连队从辽宁、山东、河南、山西、陕西、宁夏和内蒙本地汇集的老职工，堪称来自“五湖四海”。

    记得浙江知青到达连队的当晚，连队举办欢迎新战友晚会。主持人是两位北京女战友。那纯正的京腔，挺让人羡慕。我们南方战友从小生长在吴越之地，祖辈相传的是家乡方言。上小学时虽说学了汉语拼音，但老师的发音不标准，学生的普通话也就好不到那里去。中学老师一般也都用方言授课，所以，许多战友连普通话都不会说。初来乍到，闹出不少笑话，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

    有位女战士看到退伍老兵老郭的衣服脏了，说：“郭排长，你的衣裳邋（lei)遢(dai),我给你刮刮(拍拍）清爽”。

    又一男战士自感鼻子不舒服，到卫生室找医生说“我的鼻（pi)子坏了，请你给我望（mang)望(mang）”。

    当时，连里经常开大会，各排排长都得上台发言。卢春仁排长普通话不行，每次都推给副排长高志强（石家庄战友）发言。一次，恰逢高副排长不在，卢排长没辙，硬着头皮上了台，用生硬的普通话照着稿子宣读。开讲没几句，已然是满头大汗。他不知嘟囔一句什么，干脆用临海方言读完讲稿了事，如释重负般匆匆下了台。

    于是，北方战友便成了我们学习普通话的老师。几年下来，我们这些南方人的普通话有了长足的进步。有的战友甚至连河套话也学得像模像样了，碰见了老职工用河套话调侃几句：“啊呀，饭吃（che)了末有，你这是干甚去的冉冉？”

    与北方人接触多了，觉得北京话和天津话其实也有许多不易懂的，不在普通话范畴的俚语，如北京话骂人“丫挺，他大爷的”、" 翻车 "（翻脸的意思）、“炸了庙 了”、“怯勺”。天津话中“咱们摆豁，摆豁”。“大梨” ，“ 打岔(ca)”，再如“老鼻子”，“海了去了”等等。

      

三阳开泰

                    南腔和北调（二）

    随着济南、上海战友的到来，连队里南腔北调齐上阵，更加热闹了。晚上闲来无事，经常互相交流，北方战友学唱样板戏，南方战友用方言唱越剧、沪剧。印象最深的是天津战友说唱的天津快板《刘少奇访问印尼》、济南战友的山东快书《火车站里有火车》等经典曲艺段子。

    南北方语音的融合和交汇，填补了大漠艰难岁月的精神空虚，苦中寻乐，留下了美好的记忆。直到今天，好多战友都清晰地记得这两个段子。

    2011年9月24日南北方战友齐聚上海。晚会上，聚会发起者之一，颇有语言天赋的冯海鸢字正腔圆、抑扬顿挫地表演：“打起小竹板，别的先甭提，说一说刘少奇，访问印尼……”和“咚里格咚，咚里格咚，火车站里有火车，火车里面有旅客，旅客手里提包裹，不是上车就是下车”将晚会推向了高潮，也将战友的思绪拉回当年北国边陲艰难岁月之中……

大圣山

初到牧区下乡，半生不熟的蒙族人拿知青找乐。

有一个满洲里知青他的帽子丢了问一位蒙族人，那位蒙族人告诉他你这么说：“米妮（我）阿布怪（老婆）白怪了（丢了），赫尼（誰）哈垃圾那（看见了），”于是这个青年用很不流利的蒙语就对外说了，逗得其他蒙族人哈哈大笑，难道这个知青小小年纪就已经有老婆了？其实这句话应该是这么说，米妮（我）马勒盖（帽子）白怪了（丢了）赫尼（誰）哈垃圾那（看见了）。

 

六六

刚下乡的那几年，我们公社还没通车。后来农冬闲时开始修了一条勉强能从县城通到公社的毛马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公社发生了一件杀人事件。有家老爷子疯了，老是不穿衣裤到处乱跑。家里人感觉丢了家人脸面，于是兄弟姐妹开了个家庭会，一致同意把老爷子弄死算了。他们家就烧了一大锅开水，活活烫死了老爷子。烫的过程，老爷子的惨叫声惊动了邻居，他们看到这种惨案就报了案，案子上报到县公安局。公安局开了二部小车来抓人。车一进公社，就惊动了左邻右乡，都来看热闹。老山里面好多老人从来没见过车，就好奇的问，这个洋马马是吃的什么？跑这么快，真了不得！后来我们公社知青也学着把车喊着洋马马。

六六

知青很乐意公社开大会。大家借开会可以去公社买点日用品。还可以和插友们聚一聚。公社附近几个生产队的插友是聚集点，其它远处生产队的插友只需跟着自己生产队长一起走到公社就可以散开了，也算到场参加开会了。不过那时开会，和我们知青关系不大。好像是斗私批修，不准搞资本主义，每家好像只准养一头猪，两只鸡，按划分的自留地种菜，超过的发现会受到处理。所以，知青一般能自理都了不起了，那会去超产搞资本主义。我们知青那时段，只要有人回城，总会给大家讲城里的新闻或者故事等等。我那时听他们讲故事真用心听。什么枪打九龙杯。说的是尼克松访华，他的随从偷了我们的九龙杯，是周总理想办法，请尼克松他们看中国的魔术杂技，让玩魔术的人说用枪可以打出九龙杯，于是假打一枪，说九龙杯到那个人身上，于是偷九龙杯的人乖乖退回来了。一只绣花鞋说的是重庆百货大楼的一张大字报，内容是说公安局长曾经是地下党与敌人斗争的故事。还有梅花党现在看来应该是杜撰的。说李宗仁带夫人回国。他的夫人是梅花党，台湾要求她回大陆要听从大陆的梅花党领导安排，她们的暗号是胸前佩戴一朵梅花。等她走出机舱，迎接她的是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王光美，她惊呆了。没想到王光美胸前戴了朵梅花。我们那时听的如痴如迷，现在想来那些人吃饭没事干，尽会瞎编。

红樱桃

                    嘎小子

 

有一天晚上，第五间男生宿舍就老鬼一个人在家，其它知青都去干活去了，而且离家远住在那不回来，白天侯杰回队办事，借机会把被褥都洗干净了，干了之后，铺好被窝，就去办事，很晚还没有回来，老鬼在我们屋里蹭了一顿饭，回到宿舍一看，侯杰被褥子很干净，一看自己的很脏，就想出一个坏点子，找了一个小瓶，他把上衣脱下来，点了两个煤油灯，在灯下抓衣服上虱子，然后放在小瓶里，上衣抓完，又把裤脱下来继续抓，瓶子里已有半瓶，穿好衣服，然后撩开侯杰被，把虱子均匀地撒在被里，等晚上侯杰回来脱衣就钻被窝睡觉，不一会奇痒难受，越来越厉害，重新起床，点上灯撩开被一看，洗的很白的被里到处是血点，再看老鬼笑的前仰后合，直不起腰，侯杰下地追着打他。

                       真是一个十足的嘎小子。

三阳开泰

                            奋战东排干（一）

 

    1975年冬季，巴盟盟委发出了“兴修水利基础设施，改变黄河灌区面貌”的号召。内蒙兵团驻河套地区三个师的数万名战士和河套民工分段包干，投入到新挖“东排干”大会战中去。我们五团一连除留少数人员留守外，几乎是倾巢出动。

    东排干长达几十公里。渠底宽约三十米，堤高约十五米，堤面宽度也近十米。是河套地区的“十大” 排干之一。

    五团包干的渠段位于杭锦后旗的太阳庙。当时，参战队伍机械化作业的装备少得可怜，无非是几台东方红-75型的推土机。冬季施工，冻土比石头还硬，一镐下去，只见几个白点。掀翻厚度60厘米左右的冻土层，唯有爆破。作业现场十分壮观，爆炸声此起彼伏，气浪夹杂着土块冲天而起。爆破之后是传统的人海战术，配以铁锹、钢钎、扁担、柳条筐等传统的劳动工具。真是：千军万马齐上阵，气壮山河冲云霄，颇有几分战争大片的气势。

    我们一连没有推土机，纯粹是人工作业，爆破后的土块，大的用钢钎凿开，装不进柳条筐的，男战士就背着往堤上奔。冻土下面全是红胶泥，一锹一大块，能装一满筐。大家不顾天寒地冻，每天早出工晚收工，每天十几个小时奋战在工地上。男、女战士同样挑筐倒土，玩了命地干，谁也不甘落后。记得有个上海藉女战士身体比较弱，挑土上堤时因体力不支，从十多米高的堤顶上滚了下来，摔得直不起腰，还坚持不下“火线”。

    

三阳开泰

                            奋战东排干（二）

   我们一连的临时驻地离“东排干”工地比较远，每天天还没亮就得起床，早饭吃过马上出发，步行半个小时到工地，先用钢钎、镐头挖掉冻了一宿，厚度在10厘米左右的冻土，接着开始一天的挑土大战。中餐由炊事班从驻地送来，冰凉的馒头和土豆、白菜作的菜肴，偶尔能吃到一些猪肉或羊肉。喝开水那时真的别想，保温桶里的水几乎成了冰碴子，跟外面的温度差不到那里去。天将快黑，才会听到连长“收工”的命令。拖着疲惫得发软的双腿，还得走30来分钟方能到“家”。晚餐那有点温度的饭菜，是一天里唯一的享受。临时驻地在一个早已记不起名字的小村子。我们一个班10来号人挤在一张大炕上。房东“家徒四壁”不说，连个木门都没有，挂张破毡子以挡风寒。屋里砌有火炉，但煤是连队分配的，数量有限，只允许睡觉时生火几个时辰。好在炕上人多，睡着了也不觉得怎么冷。

    面对十分艰苦的环境和超负荷劳动强度，我们苦熬了半个多月，终于完成了包干任务。“东排干会战”是我在大漠十年记忆中最难以忘怀的往事。

心灵之花

当年，俺们连刚到一新驻地，住在一个大马厩子里，男排住左边，女排住右边，中间用秋天脱得土坯搭了一堵墙，一冬无事，春天来了，一天早上，男兵起来如厕，发现屋子通亮，比原来大多了，再一看那边一片花被子，就赶紧钻到排长那里悄声说道，“麻烦了！墙倒了，通啦！”排长起来一看，赶紧躺下，“咋就这么寸？让大家别起来！”女兵们也缩在被窝里，一个个偷偷乐，起床号响起来了，出操哨也响起来了，连长一看，“咋少了两个排呢？”指导员跑过去一看，赶紧找人拿来一领席子挡在中间，这才解了围。

 

六六

1967年，也是我们下乡的第二年。不知最早是谁得了通知，可以回城回校复课闹革命。一下子全场人全都回了城。场长强行留下管生活的排长要她守场。我因为初中没毕业，主动要求下的乡，也就不想回城，就和场长，排长一起守场。我们场长是从外地公社调来的老干部，他儿女多，家庭生活很困难，他看到场里人都走了，也不好开展工作，就安排我和排长守好场就行了，于是他也回自己家帮老婆干农活去了。过了一段日子，排长也太想回城看看，就和我打商量，问我一个人敢不敢守场，我心里虽不愿意她也走，但是，知道她太想回家一趟，于是硬着头皮说，你回去吧，我找个农村女孩搭伴，应该还行，不过你不能去久哦。她得我同意也就回去了。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心头忧闷瞌睡多。往日一百多人的热闹一下空空荡荡无比安静，我除了紧张怕场里掉东西外，大多时间就是睡觉。场长到家忙了一段时间，还是不放心我们，就回场来了。他要走100多里路才能到场。那天他走到场饿的浑身无力，他身上没有钥匙，进不了厨房。就找我们，从窗户外看到我在睡觉，就大声叫我名字，不管他怎么叫也叫不醒我，没办法，找了一根晒衣的竹篙，从窗户那里戳我，戳过来戳过去，我就是没醒，他只好使劲给我扎痛了，才弄醒我。看到他饿得满头大汗，（他有胃病，饿不得）我急忙到厨房帮他煮饭。他饿得有气无力的说：你这个丫头，瞌睡天大，幸好没有坏人来我们这里。后来场长不敢回自己家，排长也没敢到城里久呆，也回场了。我们三人守了几个月场，回城的又被动员回乡，场里又热闹了几个月后，就把场解散了。三个人一组，插到公社各个生产队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