弯弯的石板路

石建华

                                    (序言）
             成都市32中初67级五班下乡知青石建华
       人世苍桑，转眼已过花甲之年，很多往事已成为过往烟云，而四十多年前,曾经走过的那条弯弯曲曲的石板路，却深深地铭刻在我心中，令人终身难忘。
   记得1969年元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服从学校的统一分配，我和学校的二十多个同学一起，带着简单的行装，来到距离成都大约两百多公里的洪雅县罗坝公社，在地处丘陵背靠大山的一个偏僻小乡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这个远离成都的小乡村，在当时的生产队，所有的人口加在一起，把我们几个知青都算上，也就只有108个人，能够在队里出工干活的，全劳动力和半劳动力，全部加起来不足60人。青壮年人数不足40人，全村与外界的所有联络,就全靠这条不足一尺宽的弯弯曲曲的石板路。
      当时身高1.55米的我，远离父母和两个弟弟来到这个偏僻陌生的小乡村，心中充满着无限迷惘，刚下放到队上的时候，经常是一个人悄悄地来到村口，默默地坐在这条石板路旁，脊背斜依在一块青石板路碑的边沿，呆呆地凝望着周围的群山，凝视着与远山相连的蓝天和白云，我不知道我在等待着什么，也不明白我所期盼的目标是什么？不过有一点，我却非常清楚，那就是脚下这条蜿蜒曲折的石板路，不管我是否情愿接受，都必须得走下去，这将是我一生中无法规避的现实。
       这条蜿蜒曲折的石板路，依附着高低错落的丘陵地势，弯弯曲曲地伸向漫无边际的天边，它无情地考验着每一个行路人。记得当我进村几天以后，房前屋后和灶坑旁边柴草已尽，为了生存，也为了满足当时浪漫的好奇心，欣然接受同村的乡亲们邀约，提着砍柴用的弯刀和绳子，怀着探索大山的神秘感，沿着这条石板路，翻越十多道山梁，钻进了大山沟，山沟里的枯柴很多，不大一会儿，就砍了一大堆，扎成百十来斤的捆背在背上，踏上了回村的石板路。一路上，我兴致勃勃地观赏着沿途的大自然山水风光，得意洋洋地往回返。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是，路还是这条石板路，突然间似乎加长了100倍，背上的干柴竟然越来越重，由开始的走200米休息一次，改到100米休息一次，以至于变成10米一歇、5米一站，最后来到一个陡坡，干脆把那捆干柴横放到斜坡顶上，让它顺着陡峭的石板路斜坡，一直向山脚下不停地翻滚，逗得路人和同来的乡亲们捧腹大笑……

       当回到我的小木屋，一进房门我就倒在床上，望着四壁皆空的小木屋，还有那盏孤零零的煤油灯，又冷又饿又累，不满十七岁的我不禁潸然落泪不止。

       每天早上，我沿着这条弯弯曲曲的石板路，爬上又高又陡的山坡，和乡亲们一块儿战天斗地学大寨，吃大苦流大汗，晚上顶着星星披着月光，站在石板路旁的小溪里，弯下腰，捧着双手小溪水，泼在脸上，擦掉身上的汗水，然后纵身一跃，跳上这条石板路，一路小跑步返回我的小木屋,弯弯曲曲的石板路上，留下一串湿漉漉的脚板印。

       随着不断升起的缕缕炊烟，小乡村里的傍晚，到处都弥漫着淡淡的饭菜香味，村里不少年轻人时常到我的小木屋来，给我带来新鲜的蔬菜和热气腾腾饭菜，村里的老人们常常背着小孙孙，拄着拐棍，慢悠悠地走在这弯弯的石板路上，来到我的小木屋，和我一起谈天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经过艰苦劳动生活的磨练，我从一个弱不禁风的初中生锻炼成刚强的山里人。在这条弯弯的石板路上，我揹过百多斤重的稻谷到区里送过公粮，跟随着村里的民兵到山里参加过拉练；提着砍柴用的弯刀，和民兵们一起，在夜间追捕过盗窃国家木材的不法分子；为挽救村里的耕牛，在夜间里，一个人到罗坝乡街上的区兽医站请医生……
   两年后，作为全公社第一个被抽调到城里当工人的知青，我坐在长途汽车的车厢里，把头伸出窗外，向前来送行的乡亲和同学们挥手告别，汽车渐渐地走远了，眼睛渐渐模糊了，随着发动机的轰鸣声不断响起，汽车在崇山峻岭中简便公路上的地势越来越高，那个小乡村背后的大山渐渐远去了，然而那条弯曲灰白色的石板路却深深地烙在我心中，令人终身难忘。

龙行天下

突击完成重任务，
青春活力洒四处，
也有偶而小失误，
牢记教训严记住。

石建华

                             生产队里揪出了特务

                    成都市32中初67级五班下乡知青石建华
      记得刚下放到生产队几天后的一个夜晚，当时整个公社正在搞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有人从大队部的门缝里塞进来一封信，信中检举揭发，说我们生产队里有暗藏的特务分子。
      我当时在大队斗批改小组帮忙做些抄抄、写写的杂事，一接到这样的检举信，丝毫不敢怠慢，我立刻就向大队斗批改小组领导做了汇报。领导立即组织有关人员进行内查外调。终于在我们生产队里查到了这个人，这个人叫王福昆。
       大队斗批改小组的负责人杨庭必下令，要他马上到大队来开会，以研究工作的名义，先把王福昆诓到大队部来，结果不难想象：王福昆的前脚刚跨进大队部的堂屋大门，立刻就被大队里的基干民兵控制住了
      大队斗批改小组的领导请他坐下来，对他反复交待党的一贯政策，要他坦白交代。但出乎意料的是：他不但不承认自己是特务，反而是一个劲口口声声地喊冤枉。再三申辩说他从来就没有参加过任何特务组织，而且在解放前他根本就没有文化，连自己的名字都认不到。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即使是再缺人，也总不至于尽都花钱去发展那些一字不识的文盲吧。他就现有的这点文化都还是49年参加解放军以后，在部队里跟着文化教员现学的。核实王福昆特嫌的工作顿时陷入僵局，彻底被卡住了。
       我立即把这个问题向大队和公社的有关领导做了书面汇报。公社又派人出面外调通过了解提供检举信的人，经过进一步的内查外调反复核实，终于查清楚了王福昆的特务嫌疑，纯属不实之词。
       所谓无风不起浪，别人能揭发他是特务，不管咋个说嘛，总该还是有点依据吧。经过多方查证，那个揭发他的人，就是当年卖给王福坤那张卡片的那个人。在批斗会上的他，实在熬不过，顶不住了，为了保护自己，争取立功和宽大，就顺势坦白交代，也算是检举揭发。事实嘛当然也还真该算有，确真有那么一点点儿贴边。这件事情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
       1948年冬天，国民党的军队到处抓壮丁。王福昆在当时是年轻力壮，身体状况完全符合壮丁的基本条件，为了逃避被抓壮丁，他经常到处东躲西藏。正好在这个时期段内，就有人拿着一张蓝色的小卡片找上门来，（要按論亲排辈算过来，这个人还应当是他的远房老俵兄）手舞足蹈地在他面前炫耀着：“看在我们都是亲戚的缘分上，只要你能给我一块大洋，我就把这张蓝卡片拿给你，如果再有人要抓你的壮丁，你就把这张卡片给他们看一下，他们不仅不得再抓你的壮丁，还要给你敬礼。” 王福昆家里当时的确也没有钱，就在家里拿了100多个鸡蛋顶了一块大洋，半信半疑地接过那位老表兄手里的蓝色小卡片，小心翼翼地揣到贴身的衣兜里。
       果然，不出三天，王福昆手里拎着一把锄头，打算到地里干点儿农活，出了家门一转弯踏上石板路，就在离开家门不远的地方，迎面撞上了一群正在抓壮丁的国民党军队，一看情况不对，他赶忙扔下锄头，掉转身立刻拔腿就逃，结果还是被发现了。
      这群国民党军队的士兵立刻散开队形，分几个方向同时包抄上来，很快就抓住了他，这些个大兵们，不愧是经过专业训练的，抓起个把人来，简直不费事，动作太麻利了。三下五除二，围上去舞弄几下，立马就把他五花大绑捆起来，在好几支阴森森黑幽幽的枪口威逼之下，一个大个子的士兵，斜挎着步枪，在他身上里外熟练地搜查着，很快就从他的衣服里，翻出这张蓝色的小卡片。
      果不其然，这几个士兵立刻慌乱起来，纷纷向他打立正敬礼。立马让他走。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小军官还跟在他身边，喋喋不休地陪着小心，一个劲儿向他道歉：“对不起，实在对不起。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我们真的不晓得你是自己人啊，希望你哥子不要在意。兄弟们都是奉命行事，在人家手底下给人家当差，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通过这一次差点儿被抓壮丁的真实遭遇 ，王福昆亲身体验到这张小小的卡片，竟会有那么大的威力。它的作用，已经在这一次差点儿被抓壮丁的全过程中，得到了非常充分的验证，对他来说，它所能起到的护身符作用实在太大了。
       别瞧不起这个小卡片，这的确是个宝贝。以后无论到哪儿，只要出门，他都把这张蓝色的小卡片揣在身上。以后的这段时间里，这个蓝色的小卡片，做为他的护身符，对他的确起到了多少次保护作用，他恐怕自己也记不清了。反正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再也用不着刻意躲避那些抓壮丁的国民党士兵，再也不会担心被抓壮丁了。在当时，王福昆的一家都还感到很庆幸，用那一百个鸡蛋的代价能换来不被抓壮丁，这样的结果，的确是很值得的。在当初来看，的确是一个不坏的选择。
       1949年冬天以后，这一带的地区已经解放，他也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投身到解放初期清匪反霸的战斗。几年以后，复员退伍回到家乡继续务农。时间隔得久远了，把这件事情也早就被他忘到脑袋后面了。但他连做梦都没未曾想到：过了二十多年以后的1969年，早已被遗忘这件往事，居然又被别人给翻腾出来了。
       我们在审查这件事情的过程比较长。一天，王福昆他主动找到我们，说有重要的事情报告，我们就带着他，一起都来到大队部，在大队长的办公桌前，他从衣服里拿出了那张蓝色的小卡片，放到桌子上。说是他最近在家里修猪圈，在挪动其中一个木头立柱的时候，在这个立柱基脚石墩底下找到的。
      我们拿着相互传看了一遍，只看见那张蓝色的小卡片，就像现在流行的名片一般大小，上面除了一个国民党军队狼牙旗的军徽，还有两行文字，清晰地写着：“国民革命军137师特务独立中队”还有一串阿拉伯数字组成的号码，没有注明姓名和职务。上面盖着的图章印已经模糊不清，根本无法辨认了。
       后来为此事我们向公社武装部的周部长做了专门汇报，并向他咨询：军队里的特务独立中队，是否全部都是由特务分子组成的。
       周部长笑了。他沉思了一会儿就给我们解释道：“军队里的特务独立中队，相当于负责执行特殊任务的部队，主要是执行侦察、奔袭、警戒、救援等特殊任务。按照军队的一般编制来推算，实际上也就是最最下层的普通士兵。不同的是他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按照任务的不同特征，可以具有相对较大的行动独自决定处置权。你们生产队的那个王福昆，当时也只是为了躲避国民党抓壮丁，才用鸡蛋换的那个卡片。实际上，他根本就不晓得啥子是特务独立中队，更不可能有机会加入过这个部队。顶多只能算是国民党军队特务独立中队的一个冒牌成员，仅仅只是冒充而已，所谓冒充就是假装的。不是真的。既然我们已经确定，他是一个冒充的，那就肯定，他不是特务独立中队的人。他这个的特务独立中队的身份，事实上也是不存在的。王福昆与这个特务独立中队，毫无相干。这个特务分子的帽子，根本就戴不到王福昆的脑壳上。以后国民党军队抓壮丁都不抓他，就更说明，他就连国民党军队的兵都不是，也就更谈不上什么特务的份。我们现在搞清理阶级队伍，一定要注意掌握共产党的一贯政策，千万不能只图为自己报成绩，就把自己的同志往敌人的阵营那边赶，干出来那些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接着，大队斗批改组的负责人杨廷必又向周部长请示：现在人早已被控制起来了，下一步怎么办？
       在全公社的干部里，周部长的涵养相当好，是个非常有耐性的人，这时候，他也终于忍不住，开始发火了：“啥子是下一步怎么办，我不晓得你们的脑壳是咋个长起的，你们的脑壳里都装些啥子？还在那里想啥子？我已经说的太明白不过了。都还没有转过弯来啊？好！好！我现在啥都不说了，你们马上回去安排，立即开大会，立马当众放人，立即当众赔礼道歉，凡是与此案有关的书面材料立即当面烧毁。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以后永远都不要再提了。”
      说实话，我对这些搞运动老想着揪斗人的那些事很反感，特别经过王福昆特务案平反之后，我直观地感觉到有那么一种上当受骗，被别人拿来当枪使的感觉，就开始有意识慢慢地逐步疏远与大队斗批改领导之间的关系。大队部我很少去了。
       说话间，就要到春节了，1969年的春节，一批下乡来的很多同学都回成都过年了。春节之前，吴乾刚和刘克刚回成都过年去了。邓成义，何群舒二人在正月初二也回洪雅去了。
       这个春节我又该在哪儿过呢？
       请看下一节《革命化的春节》

石建华

                                      马   灯

                    成都市32中初67级五班下乡知青石建华
     在洪雅县罗坝光荣一队插队落户当知青的时候，在我那个小木屋的高坎上边，就住着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我称他为肖大爷。
      他虽然是光荣二队社员，但和我们相邻的距离不远，只有五六十米，从地理上看算是邻居，我和大队里的知青经常到他们家里聊聊天。他家堂屋里案桌上总放着一盏马灯。
      这盏马灯，是用煤油做燃料，用一截灯芯和玻璃罩做成的一种灯具，在用电灯以前的一种照明工具。外壳是金属的，高有200MM左右，照出的光亮可供十来平方米的范围内照明，孩子们可以在灯下写作业，互相追逐打闹着做游戏，女人们在灯下缝补衣裳，家里的男人手里卷着叶子烟陪伴着家里的老人们，在煤油灯下围着火盆坐在一起谈天说地，一家人坐在一起享受着天伦之乐，过小日子到也还可以，也算是乐在其中。
      通过大队干部们的介绍，我们大队的所有知青都知道，肖大爷是1958年在重钢一次事故中受伤双目失明的，以后就一直呆在家里。靠着用竹子编一点儿箩筐、背篼，托别人带到集市换点零花钱贴补家用。
       在晚饭后，我有时候会到大队部去开会，时常也帮着大队里抄写点什么书面材料，到大队部去就必须经过他家的门口，每次走过他家门前的那条夹杂着几块大小不一的碎石板小土路上，都能看到：他坐在堂屋门前，用一双大手始终不停顿地在编着什么，身后地下总是拖着一些长长的细竹篾条。
      尽管他已经双目失明，但每次我路过他家大门前十来步远的小路上，他都主动和我打招呼：“小石，到哪去？”
       我顺口回答：“到大队部去。”
       他就在嘴里边哦哦哦地嘟哝着，算做是对我答话的回应，然后低下头继续编织着他手上的竹制半成品。
      这个问题，经常让我弄不明白，他的眼睛的确是什么也看不见，但他又咋个会准确地晓得是我经过他家门口的呢？
      记得第一次晚上到大队部去开会，回来已是深夜里。当我一个人走到离他家不远的三岔路口，凭想当然地走，果不其然就走错了路……
       那是刚到生产队不久的一天，在白天路过此地的时候，只顾观望周围的群山，欣赏着天上飘动着朵朵时刻变幻着的白云，观赏者层层依山而筑灌满水发出银光的块块梯田。梯田里有几只白鹭欢快地疾驶奔跑着、跳跃着。在远处的冬水田里翩翩起舞，水面上激起了一片片雪白的浪花。还有更远的山边，那一只只白鹭，高傲地拍打着雪白的翅膀，在低空中竞相翱翔着，打着盘旋奋力腾空而起，一行行白鹭直上青天……
       我顺着这条田坎小路，一边欢快地朝前走着，一边兴致勃勃地观赏着这难得一见的壮观景色，而忘了记路，到了深夜，我又途经此处，站在这个三岔路口，就不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了。
       此时，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两条路：一条是土路，一条是石板路。我连想也没想，顺着石板路就继续走下去了，结果还没走到三十米远，前方就没有路了。在这片长满野草的乱石岗坟地里，我脚下的周围，全是一座又一座的坟墓，眼前所见的全是一座又一座篆刻着隶书文字的墓碑。为了急于马上要脱离这片墓地，想尽快找到出去的路。
       我紧紧握着手电筒，此刻，手电筒里的电池也不多了，射出的光亮很弱，在昏暗的手电光照射下，一米以外的前面，什么都看不清楚。我慌慌张张地踩着坟墓之间的野草，一个人不歇气地急速向前奔走，越慌越乱就越出错，我在这片乱坟地中转了不知多少圈。
      令人感到奇怪和恐惧的是：可能是遇上人们常说的鬼打墙了，不论我怎样走，结果总是走回到原点。在这极度慌乱之中，我不但没有找不到出去的路，反而就连咋个进来的路也找不到了。   
      漆黑的夜里，伸手不见五指，耳边只听到风吹树叶发出哗啦啦的响声，我孤零零地在这片乱坟地中盲目往前走，一块又一块刻着篆体着楷书文字的阴森森的墓碑，在暗淡的月光下反射着惨淡恐怖的银光，还有那些一座连一座长满杂草的半圆球形土坟包,数不清的萤火虫围绕在我周围，不停地上下翻飞起舞盘旋，每个萤火虫的尾部都喷发着一股鬼影般微弱的绿色光亮，使这片乱坟地更加增添了几分神秘和恐惧。
       当时的我，早已是三魂儿吓掉了两魂儿，两条腿哆哆嗦嗦地站在乱坟地中间，一双眼睛毫无目标地四周张望着，总感觉到周围的草丛和灌木丛中，有数不清的眼睛充满敌意地盯着我，我实在太害怕了，浑身颤抖着站在墓群地中间，惊慌失措地大声呼喊道：“有没有人？人在哪儿？” “有没有人？人在哪儿？”
      就在这时候，奇迹出现了，就是这位双目失明的老人家，一只手里举着一盏马灯，另一只手拄着一根一米多长油光锃亮的竹筒棒棒。
       在我左侧的高坡顶上边，他弯着腰向着山坡下大声喊道：“小石，不要慌，不要害怕，看到这盏灯，顺到我这儿的灯光方向爬上来，不要慌。”
       一听到这些话，我顿时感到有了底气，心里不再害怕了，胆也壮了，立刻鼓起全身勇气，朝着这盏马灯发出光亮的方向，双手死命地抓着面前陡坡上的野草，不顾一切地往上攀爬，三步并作两步，飞快地爬上了这个陡坡坎顶。
      当我走到马灯前，赶紧用双手拉住他的手，含着眼泪哽咽着向他表示感谢。不料他老人家这时却来了脾气，把手狠劲一甩，挣脱了我的双手，很不满意地回了我一句：“我最见不得哪个小伙子家家的，抹眼泪，没出息。”随后便缓慢地转过身，习惯地朝前摸索着，提着马灯，挪动他那步履阑珊的双腿，颤颤巍巍地走进了堂屋右边的小门。
      从那以后，我但凡是晚上到大队部，再经过他家的大门口，走到距离他家那所木房子还有十来步远的小路上，仍然看见他坐在堂屋门槛，手里不停的编织着什么，脚下依然拖着很多根长长的细竹篾条，还是那么关心地问我：“到大队去吗？早点回来。”
       当深夜我要经过他家门口时，远远地就能看见，肖大爷家堂屋外的房檐下，总是高高的挂着那盏马灯，马灯里被煤油浸透了的灯芯通过燃烧发出的亮光，为我照亮门前的小路，指示着我返回小木屋的方向，当我回到小木屋，站在小条桌前，从窗口往左面望过去，就能看到，那盏马灯已经收进屋了。
      我下乡两年的日子里，这几乎成为不成文的惯例，只要我晚上出去经过他家的门口，夜里回来时，必然在老远就能看见这盏马灯。以后我调回成都工作了，这盏马灯就在我眼前消失了。       不，这盏马灯永远留在我的心里，几十年来一直念念不忘。
       三十多年以后，我又路过那座木屋门前的小路。
       可是肖大爷的那所房子已经不存在了，堂屋门前的小路也被比人还高的野草所掩没，山涧里卷起的猎猎寒风，顺着山势习习掠过，吹拂着小路两旁摇摆不定的野草。路旁的大树随着风势不断变化，不住地摇晃着身上每一根长长的枝条，把茂盛的树叶搅动得哗啦啦地阵阵作响，枯黄的落叶翩翩起舞，飘然落地，视乎想要告诉我一些什么。
      我不知道那位双目失明的肖大爷是否还健在。他还好吗？
      也许还在另外的其他什么地方，拄着那根竹筒棒棒，高举那盏马灯，还在为夜间的行路人照路呢！
       刚到生产队几天后的一个夜晚，我正在大队部办公室里帮着抄写一份资料，只听得门口发出一点儿很轻微的声响，一个黑影在门外一晃，紧接着，就从隔着门缝递进一封信，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黑影很快就消失在夜色里了。要知道这封信主要内容是什么？
       请看下一节《生产队里揪出了特务》

石建华

龙行天下 发表于 2017-3-30 08:50
河边坡上小木屋，
青花大蛇捉老鼠，
屋后开成小菜地，

当时我也感觉到，有点像世外桃源。只是生活实在太艰苦。

石建华

                                     马   灯

                    成都市32中初67级五班下乡知青石建华
    在洪雅县罗坝光荣一队插队落户当知青的时候，在我那个小木屋的高坎上边，就住着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我称他为肖大爷。
    他虽然是光荣二队社员，但和我们相邻的距离不远，只有五六十米，从地理上看算是邻居，我和大队里的知青经常到他们家里聊聊天。他家堂屋里案桌上总放着一盏马灯。
    这盏马灯，是用煤油做燃料，用一截灯芯和玻璃罩做成的一种灯具，在用电灯以前的一种照明工具。外壳是金属的，高有200MM左右，照出的光亮可供十来平方米的范围内照明，孩子们可以在灯下写作业，互相追逐打闹着做游戏，女人们在灯下缝补衣裳，家里的男人手里卷着叶子烟陪伴着家里的老人们，在煤油灯下围着火盆坐在一起谈天说地，一家人坐在一起享受着天伦之乐，过小日子到也还可以，也算是乐在其中。
通过大队干部们的介绍，我们大队的所有知青都知道，肖大爷是1958年在重钢一次事故中受伤双目失明的，以后就一直呆在家里。靠着用竹子编一点儿箩筐、背篼，托别人带到集市换点零花钱贴补家用。
在晚饭后，我有时候会到大队部去开会，时常也帮着大队里抄写点什么书面材料，到大队部去就必须经过他家的门口，每次走过他家门前的那条夹杂着几块大小不一的碎石板小土路上，都能看到：他坐在堂屋门前，用一双大手始终不停顿地在编着什么，身后地下总是拖着一些长长的细竹篾条。
尽管他已经双目失明，但每次我路过他家大门前十来步远的小路上，他都主动和我打招呼：“小石，到哪去？”
我顺口回答：“到大队部去。”
他就在嘴里边哦哦哦地嘟哝着，算做是对我答话的回应，然后低下头继续编织着他手上的竹制半成品。
这个问题，经常让我弄不明白，他的眼睛的确是什么也看不见，但他又咋个会准确地晓得是我经过他家门口的呢？
    记得第一次晚上到大队部去开会，回来已是深夜里。当我一个人走到离他家不远的三岔路口，凭想当然地走，果不其然就走错了路……
那是刚到生产队不久的一天，在白天路过此地的时候，只顾观望周围的群山，欣赏着天上飘动着朵朵时刻变幻着的白云，观赏者层层依山而筑灌满水发出银光的块块梯田。梯田里有几只白鹭欢快地疾驶奔跑着、跳跃着。在远处的冬水田里翩翩起舞，水面上激起了一片片雪白的浪花。还有更远的山边，那一只只白鹭，高傲地拍打着雪白的翅膀，在低空中竞相翱翔着，打着盘旋奋力腾空而起，一行行白鹭直上青天……
我顺着这条田坎小路，一边欢快地朝前走着，一边兴致勃勃地观赏着这难得一见的壮观景色，而忘了记路，到了深夜，我又途经此处，站在这个三岔路口，就不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了。
此时，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两条路：一条是土路，一条是石板路。我连想也没想，顺着石板路就继续走下去了，结果还没走到三十米远，前方就没有路了。在这片长满野草的乱石岗坟地里，我脚下的周围，全是一座又一座的坟墓，眼前所见的全是一座又一座篆刻着隶书文字的墓碑。为了急于马上要脱离这片墓地，想尽快找到出去的路。
我紧紧握着手电筒，此刻，手电筒里的电池也不多了，射出的光亮很弱，在昏暗的手电光照射下，一米以外的前面，什么都看不清楚。我慌慌张张地踩着坟墓之间的野草，一个人不歇气地急速向前奔走，越慌越乱就越出错，我在这片乱坟地中转了不知多少圈。
令人感到奇怪和恐惧的是：可能是遇上人们常说的鬼打墙了，不论我怎样走，结果总是走回到原点。在这极度慌乱之中，我不但没有找不到出去的路，反而就连咋个进来的路也找不到了。   
漆黑的夜里，伸手不见五指，耳边只听到风吹树叶发出哗啦啦的响声，我孤零零地在这片乱坟地中盲目往前走，一块又一块刻着篆体着楷书文字的阴森森的墓碑，在暗淡的月光下反射着惨淡恐怖的银光，还有那些一座连一座长满杂草的半圆球形土坟包,数不清的萤火虫围绕在我周围，不停地上下翻飞起舞盘旋，每个萤火虫的尾部都喷发着一股鬼影般微弱的绿色光亮，使这片乱坟地更加增添了几分神秘和恐惧。
当时的我，早已是三魂儿吓掉了两魂儿，两条腿哆哆嗦嗦地站在乱坟地中间，一双眼睛毫无目标地四周张望着，总感觉到周围的草丛和灌木丛中，有数不清的眼睛充满敌意地盯着我，我实在太害怕了，浑身颤抖着站在墓群地中间，惊慌失措地大声呼喊道：“有没有人？人在哪儿？” “有没有人？人在哪儿？”
就在这时候，奇迹出现了，就是这位双目失明的老人家，一只手里举着一盏马灯，另一只手拄着一根一米多长油光锃亮的竹筒棒棒。
在我左侧的高坡顶上边，他弯着腰向着山坡下大声喊道：“小石，不要慌，不要害怕，看到这盏灯，顺到我这儿的灯光方向爬上来，不要慌。”
一听到这些话，我顿时感到有了底气，心里不再害怕了，胆也壮了，立刻鼓起全身勇气，朝着这盏马灯发出光亮的方向，双手死命地抓着面前陡坡上的野草，不顾一切地往上攀爬，三步并作两步，飞快地爬上了这个陡坡坎顶。
当我走到马灯前，赶紧用双手拉住他的手，含着眼泪哽咽着向他表示感谢。不料他老人家这时却来了脾气，把手狠劲一甩，挣脱了我的双手，很不满意地回了我一句：“我最见不得哪个小伙子家家的，抹眼泪，没出息。”随后便缓慢地转过身，习惯地朝前摸索着，提着马灯，挪动他那步履阑珊的双腿，颤颤巍巍地走进了堂屋右边的小门。
从那以后，我但凡是晚上到大队部，再经过他家的大门口，走到距离他家那所木房子还有十来步远的小路上，仍然看见他坐在堂屋门槛，手里不停的编织着什么，脚下依然拖着很多根长长的细竹篾条，还是那么关心地问我：“到大队去吗？早点回来。”
当深夜我要经过他家门口时，远远地就能看见，肖大爷家堂屋外的房檐下，总是高高的挂着那盏马灯，马灯里被煤油浸透了的灯芯通过燃烧发出的亮光，为我照亮门前的小路，指示着我返回小木屋的方向，当我回到小木屋，站在小条桌前，从窗口往左面望过去，就能看到，那盏马灯已经收进屋了。
我下乡两年的日子里，这几乎成为不成文的惯例，只要我晚上出去经过他家的门口，夜里回来时，必然在老远就能看见这盏马灯。以后我调回成都工作了，这盏马灯就在我眼前消失了。不，这盏马灯永远留在我的心里，几十年来一直念念不忘。
三十多年以后，我又路过那座木屋门前的小路，可是肖大爷的那所房子已经不存在了，堂屋门前的小路也被比人还高的野草所掩没，山涧里卷起的猎猎寒风，顺着山势习习掠过，吹拂着小路两旁摇摆不定的野草。路旁的大树随着风势不断变化，不住地摇晃着身上每一根长长的枝条，把茂盛的树叶搅动得哗啦啦地阵阵作响，枯黄的落叶翩翩起舞，飘然落地，视乎想要告诉我一些什么。我不知道那位双目失明的肖大爷是否还健在。他还好吗？也许还在另外的其他什么地方，拄着那根竹筒棒棒，高举那盏马灯，还在为夜间的行路人照路呢！
刚到生产队几天后的一个夜晚，我正在大队部办公室里帮着抄写一份资料，只听得门口发出一点儿很轻微的声响，一个黑影在门外一晃，紧接着，就从隔着门缝递进一封信，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黑影很快就消失在夜色里了。要知道这封信主要内容是什么？
请看下一节《生产队里揪出了特务》

石建华

                                我的小木屋

                    成都市32中初67级五班下乡知青石建华
      在我下乡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两年中，一直住在民兵排长家隔壁的那间木板房小屋里。
      在仅靠水塘的右侧土坡上，有一段用大卵石和青石板碎块构筑的台阶，沿着这段斜土坡，走完这十几步的台阶，穿过一个只有半边门框扇的大木门，（这道大门在我的记忆中似乎从来就没有关过）进门以后就能看到院落里有将近四十平方米不规则的大小石板铺就的小天井地坪面。是房主经常用来作为翻晒农作物用的嗮坝。
      嗮坝旁边的周围，有几颗两丈来高的大桉树，我们利用树干为中心，把从稻田里收回来的干谷草，一层又一层、一圈又一圈地堆放在树干的周围，堆积成五六米高的稻草堆，这些干谷草拿来做烧水煮饭的燃料。这些干谷草经过燃烧后所形成黑灰色的粉末，也就成为我们常说的草木灰，这种草木灰是农作物生长所必备的肥料。每年农历春分节以后，这些草木灰就是我们社员向生产队做投资的肥料。年底根据各家各户投资草木灰的数量进行结算分红的。
      嗮坝的中间还长着一颗五六米高的李子树，在李子成熟的时候，我们经常拿着一根长竹竿，悠然自得地敲打着结着李子的树枝，这位民兵排长那三个孩子，围在树下转着圈，蹲在地上争着抢着，把掉落在地下的李子捡起来，一个劲地往衣服包包里揣，往各自的嘴巴里塞，看着孩子们一边横擦着黑黢黢的鼻子，一边不顾一切蹲在地上，捡着掉在地上的青皮李子，一边还不住地往嘴里塞，那几幅天真无暇的淘气样，我们不由得哈哈大笑。  
      这个院落的房屋布局呈Г字型，用穿逗式圆木框架结构连接而就，它的西南角是我的厨房，厨房里面非常阴暗潮湿，一般生人来到这儿，刚进门都会明显感觉到，眼前一片黑暗，什么也看不见，必须要用手扶着门框。站在门口原地不动，稍微稳定一会儿之后，才能模模糊糊的辨别出厨房里的大致陈设。原来的房主人在靠近灶台的地方，放着一张非常矮小的小长条桌子，权当是我的饭桌。饭桌旁还有两三个水桶般大小的树墩，就算是我们吃饭时坐的木蹬子。还有一个占地面积超过两平方米的大灶台。紧挨着这个灶台前面的，是一个用青石板砌成的长方体大水缸，这个水缸的容积很大，一次能装满5担水。水缸旁边的墙板上挂着挑水用的一副扁担。仅靠着这个水缸的小柴门左侧，摆放着挑水用的一双木桶。我每次挑水都是挑5担水，这样在通常情况下，我可以连续用三到四天。穿过那个小柴门，就可以看到沿着小木屋外墙斜靠着一捆又一捆的干桠枝柴草。
      我的寝室紧靠着厨房。房门上贴着一张“广阔天地大有可为”大红标语，推开房门，屋里一片昏暗，借着从木板墙缝透进屋来的微弱光线，可以看到屋门口的地方有0.2米宽0.4米长的地方，木地板已经腐烂断裂，住进去以后，我用两块小木版摆成丁字形，搭在上面。不知内情的人到我这里来经常会一脚踩空，这也许算是我当初基于防盗的一种保护措施。
      屋里有一张简易的大木床。门对面有一个宽不到一尺半，高不过半尺，带着小木方栏杆的推拉式小隔栅木窗。
      透过这扇小木窗，可以看到远处的梯田、丘陵、山坡和更远的高山险峰。要等过了下午两点以后，一直到黄昏以前，阳光才能照进我的小木屋。窗户下摆着一张房主放在这里的小条桌。
       桌上放着我的饭碗、喝水的杯子，一盏用红岩牌墨水瓶改装的小煤油灯，一只手电筒，还有一个小闹钟。当然还得要摆上一套当时很时兴的《毛泽东选集》。小长条桌对面，靠着门口的地方放着一个大竹背篼，板壁墙根下摆放一个矮矮的装着粮食的木箱柜。装着我的粮食和蔬菜，柜子上面的木板墙上挂着斗笠和蓑衣，房门背后放着我那把五斤重的锄头。
       在这个小木屋里，白天还没有感觉到什么可怕，但是一旦到了深夜，我就能经常清晰地听到，在我这木板房间的头顶阁楼上，几只老鼠飞快地来回跑动着，相互厮打发出一阵阵刺耳的尖叫，我不得不经常在半夜里，爬上小木屋的搁楼顶，弯着腰挥舞着木棍，在楼顶搁楼上快速奔忙着，和这些老鼠展开激烈的战斗。对所有的角落噼里啪啦给它一阵狂轰乱打。每次战斗结束以后，房顶阁楼里都会被我弄得一片狼藉。
      大概过了半年以后，我正在厨房忙着做晚饭，偶尔发现有五六条两三厘米长黑色的灰尘，突然打着卷先后落在锅灶前长条饭桌上，我抬头一望，只见屋顶木梁上盘饶着一条约有两米多长的大菜花蛇，蛇身是浅黄绿混合色的，它的嘴里吐着那条带着分叉长须的红舌头，两眼喷发着绿色的光，缓缓地向着四周打量着。
       当时我害怕极了，为了不惊动它，只得蹑手蹑脚地退出了厨房，找到隔壁的民兵排长，请他帮忙，要他赶紧搞快点，无论如何也要把帮帮忙，这条充满恐怖色彩的青黄花蛇赶快弄走。
       民兵排长没说二话，立刻赶到了我的厨房，瞪大着双眼仰着脖子，仔细地看着房梁上的那条蛇，认认真真地观察了好一阵，他终于高兴地对我连连说道：“这下对了，这下对了，你再也不用着深更半夜地爬起来，去跟那些老鼠打仗了。这种蛇没有毒性，它是专门以吃老鼠为生的，但是你可千万不要去伤害它。只要你不去伤害它。它也绝不会伤害人的。”
      果然，从这以后，我的小木屋就清净多了，老鼠来回跑动和相互打斗的撕咬声倒是再也听不见了。但我每次上阁楼里取柴草的时候都必须要认真观察好一阵，在确定没有蛇的情况下，才敢从楼顶阁楼上把柴草扔下来。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只要不是万不得已，我绝不敢轻易动用阁楼上的柴草。
       这个小木屋的另一个出口路旁，有一个5~6平方米的小堰塘，里面是房东民兵排长栽种的几十颗高笋。洁白里夹杂着绿意的高笋苗钻出了水面，出自淤泥而不染，留给人们无限遐想。这位排长告诉我，这里的高笋不多，一般情况下不要去摘它，等到有肉吃的时候，就在小堰塘抠几根高笋来做配菜。堰塘旁边的泥土田坎路上铺了四块青石板，我们经常在这里磨锄头和镰刀。当生产队里偶尔分肉时，我就从这个堰塘边掰两三根来炒肉片。自己做的高笋炒肉片，味道现在看来的确不怎么样，可在当初能有肉吃已经是不错了，不论如何毕竟可以解一回馋。
       在这个出口的旁边，是房东民兵排长家的猪圈，里面喂着两条猪，为什么只有两条，多喂几条猪就不行吗？在当时，绝对不行。没有哪个敢多喂，在当地当时有个土政策规定，每家人喂的猪在两条以内时被允许的，是社会主义，喂猪凡是超过了两条，被当成资本主义的尾巴，超过部分的猪就会被没收，就会被拉去开批斗会。每家每户喂的家禽类动物不能超过三种，每个品种数量不超过四只，喂养牲畜禽类种数凡是超过了三种，单项品种数量超过了四只的，都要拉起去被批斗。谁也不敢去冒那个险去踩那个地雷。那时候，如果哪个家里有一个人挨批斗，一家人都抬不起头来，他们的亲戚朋友在政治待遇上都要跟着受牵连。
      靠着猪圈的是牛棚，里面拴着一头耕田用的水牛，这牛是生产队的，生产队里没有集中饲养耕牛，由生产队把牛交给队里的社员喂养，队里面统一安排使用，牛粪就作为有机农家肥向队里投资，用当地社员们一句通俗的话来说：“牛脑壳是生产队的，牛屁股是社员的。”
      当我搬进这个小木屋的当天，就发现这么一个情况，我的窗口外面是一片陡坎，陡坎立面上长满了野蕨藤和杂草，泥土表面长满绿色的青苔，陡坎上面是一块很大的水田，这块水田的田坎就在我的小木屋窗口前转过一个小弯，再向后面的高山深处方向延伸，站在窗口前，我就能感觉到；这水田的田坎上沿与我眼睛的视觉水平高度差不多。这在这转弯处的陡坎侧面上，斜长着一棵弯弯的黄蜡杆枯树，在这棵黄蜡杆枯树的下面，有一块面积大约有六七平方米的三角形斜坡空地。与我的小木屋窗口直线距离不超过两尺。站在窗口前伸出手臂，我的手指就可以触摸到长在这块空地陡坎边沿的野草叶稍。
      我的房东，是这个生产队的民兵排长，他的确曾经告诉过我，这块地是二队的。可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这块地不管是一队、还是二队的，反正也一直是荒芜着的，谁都没有用它，地面上已经长满了杂草，已经多少年没有人种了，看着这块地就这样长满荒草，实在是太可惜了，既然别人都不用，那我不如就干脆把它开出来，不论栽种点什么都挺好，至少可以算是打扫了环境卫生，起码在夏天里，少点蚊虫咬。于是趁着赶场回来有个好心情，高高兴兴地拿着锄头来到这块空地，不大一会儿功夫就把这块地挖了一遍，然后把大块泥土用锄头切细，铺平，在旁边整理成一个小小的排水沟，在民兵排长的热情耐心地指导下，我在这块地里种上豌豆、胡豆、扁豆，又栽了一些小葱和蒜苗。等到了五月份，这些东西都可以弄来吃得了。
       一天中午我收工回来，突然发现，这块地里到处都是人和牛的脚板印，所有的蔬菜嫩苗都被踩得七零八落。民兵排长的一个五岁、一个三岁的小女儿和刚会呀呀学话的小儿子，她（他）们三个人围着我，脸上挂着满脸惊恐未定的神色，横擦着鼻涕叽叽喳喳地向我诉说了好一阵。
      费了老半天劲，我才听明白这几个孩子叙述的大致内容，总算是才弄明白事情发生的大概经过。
       可以肯定，这是二队队长领着人牵着耕牛踩的。我顿时火冒三丈，纵身一越，翻上这块地后面的陡坎，跑步到了二队，很快就找到二队队长。
       这位队长一看我怒气冲冲地走进大门，脸色非常不好看，马上给我搬一个凳子让我坐下。急切地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提高了嗓门，大声武气地向他发出连珠炮般地质问：“啥子事？你自己干的好事，未必自己还不清楚吗？平日里，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如何？不能算坏吧？既然我们两个是往日无冤今日无仇。今天，你为什么突然带着人，把我栽种的菜地都给踩平了？”
       二队队长满脸疑惑地回答道：“今天上午，我的确是带着人踩平过一块菜地，那是因为公社领导曾经多次指示，要严格坚持割资本主义尾巴。其中就有一条硬性规定就是，社员一律不准私自开荒种自留地。不论任何人，谁违反了都要重罚。随便哪个也不能违反。我也只是带着人把地踩了，还没有说到要给哪个啥子处罚嘛。”
       我连珠炮般地反击道：“我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这儿来的。那块地是在我的窗户根底下面开出来的荒地。它是犯了哪家的王法，你凭啥子带起人给我踩了。我就不相信，你不害怕承担那个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骂名？算了，算了，我也懒得和你说那么多了。走，我们马上一起去见大队书记！”
       话刚说到这儿。我猛地站起身来，双手拉着他的胳膊，使劲拽着他就往大门外走。
       这一下，二队队长立马慌了神儿：“慢点儿，慢点儿，小石，小石，我跟你说，你等一哈，等一哈，你听我跟你说嘛，说实话，我真不晓得，那块地是你开的。当时如果我要是晓得，那块地是你开的，无论如何，随便咋个讲，我也不可能带起人给踩平啦。你千万千万不能拿到大队和公社去说哈！千万说不得哈！”
       此时此刻的我，开始得理不饶人，愤愤不平地继续说：“你想要我不拿到大队和公社去说，不是不可以，那你看该咋个了结这件事情？”
       二队的队长拉着我的一只胳膊，陪着小心对我说：“这样子，我认赔。赔给你二十元钱，现过现，马上给现钱。你看咋样？”
       听到这句话，我顿时感觉到眼前直放光，从小长到大，特别是在69年，我从来就没有一次性地从外人的手上拿到过二十元钱，当时的困境也的确到了人穷志短马瘦毛长的份儿上，也就只好点点头表示默许了。
       两天以后，二队队长亲自带着几个人，把已经毁坏的菜地重新开出来，按照原样把菜地重新给我恢复了。
       两年以后的1971年1月，因为工作调动，我离开了这个小木屋，2002年的冬天，又回到了我的第二故乡，鉴于当地政府实行封山育林。整个生产队集体搬迁，所有的农家住户都离开了原有住址。站在一片高高的丘陵顶边沿，举目远望过去，我看得非常清楚，当年我住过的那座小木屋，已经被一片断壁残垣和残瓦碎砾所取代，在这个世界上，它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那个小木屋却永远烙在我的心里。
       我的小木屋外面高坎上，还住着一户邻居，主人姓肖，是一个盲人，大概接近六十岁了，我们都称他为肖大爷。在我下乡两年的经历中，肖大爷家里的那盏马灯，和我有着重要的关联，在我的心灵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这盏马灯啥样呢？
       请看下一节《马灯》

龙行天下

响应号召下了乡，
一路奔波好难忘，
乡下生活不容易，
生火都要技巧详。

石建华

                                槇子饭好吃不好做

                    成都市32中初67级五班下乡知青石建华
      1969年1月24日，是我下乡到洪雅县罗坝公社光荣一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第三天，我开始自己学习做饭，头两天都由队长领着我到处走，也没有做过饭，到了吃饭时间走到哪家就在哪家吃了.
       几天以后，队长安排了队里的保管员和另一个社员给我做了一套做槇子饭的槇筒和槇蓖，这个槇筒直径有30公分，高有40公分，木板的厚度有大致两公分那么厚，里面有一个用细竹条（这个细竹条当地人称为细蔑条，只有不到2毫米粗细）编制成一个圆锥壳（当地人称为槇蓖）。卡在槇筒的下半部。到了中午时间，他们就完工了，随后就将就用才完工的槇筒做了一顿饭。告诉我这是槇子饭，当然就饭吃的菜，还是保管员从我的小木屋旁边30多米远的另一户社员家要来的。
       在做饭的时候,他们要我站在旁边看着，要我记住做槇子饭的全过程。由于这顿饭他们把米放多了，当时饭剩下不少，晚上可以把饭热一下，所以槇筒就没有清洗。将就连续吃了一天的剩饭，到了第二天的中午，总算把那天做的剩饭吃完了。我把槇筒用水清洗干净便出工了。
       到了收工的时候，我回到小木屋做晚饭，开始都是按照他们教给我的程序操作的，就在安放槇蓖这个环节就出了问题，当时的确也忘记了，我分不清这个槇蓖的尖头究竟该朝上，还是朝下，心里感觉得朝下还能装得多一些，况且我把已经煮到6~7分熟的米饭直接接触在已经烧开的开水水面以下，按照以前教科书上的理论，物体接触沸腾液体的表面积越多，熟得应该要快一些。于是我怎么想也就怎么做了。端起大簸萁把刚才已经煮到6~7分熟的米饭倒进槇筒，用小木勺刨平，盖上倒锥形竹槇盖，在灶坑里又加了一把柴，火就烧得更旺一些，乳白色的蒸汽很快就弥漫了整个小木屋。      大概是一个多钟头过去了，柴草也烧掉了好大一堆，但当我打开槇盖，用木柄勺盛了一点，尝了一下，饭还是夹生的，根本就不能吃。倒还不如干脆嚼生米，那样反倒更省事。最起码还省水又省柴，我难过地掉眼泪了……。
      当我开始做饭的时候，有一个老社员从我的小木屋旁边走过，他曾经跟我打个招呼：“小石在做饭啊？还是很能干嘛。”接着就没有声音了，过了一个多钟头以后，他又经过我的小木屋，发现到我的饭还没有做好，立刻大声武气地喊起来，“你咋个还没有做好哦？”
       这个老社员三步并做两步到了灶前，不由分说就打开槇盖，抱起槇筒，把里面的夹生饭全部都倒回大簸萁，这时候，他看到了槇蓖的安放的朝向，不禁大笑起来，把腰都笑弯了，“我是说咋个会那么怪，都过了那么久，你的饭还没有弄好，原来是你把槇蓖弄反了，咋个弄得起熟饭来嘛。”
       这个老社员告诉我，你把槇蓖安反了，锅里面的圆锥形槇蓖和大铁锅的底部锥度大体一致，两个锥形面重合之后，就与空气隔绝，米在槇桶里受到自身的重量全部集中槇蓖里，随着灶塘里不断加柴，火越来越大，锅里的蒸汽不断地进入槇桶里，米粒槇桶里被压得死死的压成一个圆锥体。在水中的沸腾翻滚的空间没有了，尽管你把火烧得再旺，锅里的水蒸汽无法冲开槇桶里被压成圆锥体的米团，这米在槇桶里根本就变不成熟饭。最多也就是只能是夹生饭 ，
       他把我喊到他身边，要我好好看着他操作，他重新给我安好槇蓖，把大簸萁里的夹生饭重新倒进了槇筒，用小饭勺挠平，盖上倒锥形的竹槇筒盖，我又加了一把柴草，灶坑里的火，很快又烧旺了，乳白色的水蒸汽又弥漫了整个小木屋。饭煮好了，这时候我才觉得是真饿了，这顿槇子饭吃起来特别的香。
       说实话，我长到十七八岁，在家里就从来没有吃过槇子饭，更没有亲自做过一次槇子饭啊。再说我在城里，十几年来，我的确也没有看到过哪家做槇子饭的呀。
       我当知青学做饭，一般情况下，应当说不会是在露天地里，应该在厨房，要到厨房做饭，必须先进我的小木屋，要想知道我的小木屋是什么样的？它的环境怎么样？
      接着看下一节《我的小木屋》。

石建华

                                     豌豆尖

                    成都市32中初67级五班下乡知青石建华
      当到了生产队十来天后的一个傍晚，我从罗坝邮局寄信以后，回到生产队，走进我的小木屋。到了该吃晚饭的时间了，可是我的厨房里已经没有米，只剩下一些黄豆和玉米面，红薯和洋芋，除了一些长着青绿疙瘩的油菜头以外，别的菜也是一点儿也没有了，整个小木屋里还有一小半把挂面，心想就将就煮碗面条吃吧。可惜屋里实在是一点儿下面的青叶子菜都没有了，总不至于吃盐水泡面吧。
       我便信步走出了小木屋，看到屋外田间弯弯曲曲的石板路旁边，还有眼前所看到的每根田坎边上，到处都长着很多很多绿油油的豌豆尖，这些黄昏前的豌豆尖，摇晃着娇嫩对称型的小圆叶，晃动着鲜绿色的长长蓄须，在习习晚风中挑战式的冲着我随风摇摆，频频点头，似乎在嘲笑我：“喂，小兄弟，我在这儿，看见没有？我在这儿……”。看见这儿长着这么多新鲜嫩气的豌豆尖，不正是很好的下面菜吗？于是便不假思索地沿着这条石板路旁摘了一大捧，用手绢包好装进衣服兜。
      回到我的小木屋，在灶前点火烧上半锅水，把刚才从路边田坎上刚摘来的清绿色的绝对新鲜的豌豆尖，洗干净以后就全部倒进锅里，煮了一大碗，坐在厨房前面的门槛上，美美地吃了一顿面条。晚饭后就找村里的小伙伴们玩去了。当然，偷摘豌豆尖下面条的事也就忘到一边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刚起床，还没有洗完脸，就听见队长站在我屋外的台阶上，大声武气吼起来：“这是哪儿家喂的牛儿子没有栓好，把队里的豌豆尖吃了那么长一溜。”
       话音刚落，隔着门板墙，就听得附近社员家有人大声搭话：“我说队长，你口下积点德，少说两句，这周围只有我家喂得有牛，我们这几天把牛拴在圈里头，根本就没有把牛放出去过。它咋个吃得到豌豆尖？”
       队长停顿了一下，接着大声问“那咋个在这儿附近的豌豆尖遭吃掉那么长一溜呢？”
       那个人立马应声回话道：“我们不清楚。不晓得的事情不能乱说。”
       队长很不高兴，板起个脸大声补充了一句：“我肯定是要查清楚。这件事情，不能这样就算了。查出来，不管他是哪个，天王老子也跑不脱。我都一定要惩罚他。”
       听见了门前队长的这顿吼骂声，我不由得吃了一惊。心想这里的人的确太会骂人了，杨文传队长已经找上门来，堵着我的门，扯起个大喉咙，一张口就把我已经骂成了牛儿子。       人家队长虽然是站在我的门口骂，可不管咋个说，人家的确又没有直接点我的名儿，他并没有指着鼻子骂我，现在我就是想还嘴，也找不到话头，当然也就只能装莽不吭声。
       不过心里却有另外的想法：毕竟是刚到这儿才几天，地皮都还没有踩热，就挨了队长的骂，最狼狈的是：挨了骂我还找不到地方还嘴，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将来我挨熊的日子还在后头呢，不晓得以后的日子该咋个过啊？
      想到这儿，心里总是不那么舒坦。还好，在那个时候，毕竟人太年轻，不懂事，记吃不记打，心里不搁事，几天后，这挨骂的事也就放在脑后了。
       事情过了两个多月以后，生产队里出工在一块儿休息的时候，大家围坐在一起闲聊天，我忘记了当时大家争论着什么话题，反正是我只顾一时的嘴巴高兴，居然把偷摘豌豆尖下面条的事给说漏了，惹得大家一阵哈哈大笑，队长当时就站在我的身后，他一巴掌打在我的背上，用一个手指头指着我的脑袋，带着笑声骂道：“原来是你这个臭小子干得好事。我差点冤枉了是哪家喂的牛给吃了的。”
      这时候我才算是弄明白，这里的人原来都是不吃豌豆尖的。不过，也许过了四十多年以后的现在，这里或许有不少的人会吃豌豆尖了。
       话又说回来，吃饭不能光是吃豌豆尖下面条吧，知青在农村乡下，要吃饭，就必须得会做饭。在这里都是吃的槇子饭，我要在这里生存下去，必须要吃饭，要吃饭必须先学会自己做槇子饭。咋个做？我根本就没有见到过。槇子饭该怎么做呢？
       请看下一节《槇子饭好吃不好做》。

石建华

                                    五斤重的锄头

                    成都市32中初67级五班下乡知青石建华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我随着我所在中学校的同学们一起到四川省洪雅罗坝公社，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欢迎会上，公社干部把队里的干部们给我们作了介绍，那个晚上，会场上人太多，谁也没有记住，只记得队长叫杨文传。我被生产队的社员蜂拥着，挤出了公社会议室。
       离开罗坝公社大院。我和饶开智被夹杂在光荣一队前来迎接我们的队伍中，疲疲沓沓地踩着田间小路上积水和泥土，走上了将要到达的生产队路程。当天晚上，我就到了光荣一队，队里为我们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
       整个队里的年女老少聚集在一起，家常米酒加上红烧肉，炒油菜苔，外带长青菜和萝卜湯，大家其乐融融地在一起，吃了一顿很丰富的晚饭，然后社员们都各自回家休息。我和饶开智赶紧打开了行装，铺好床，找来几根干树枝，蹲在灶坑前，再添上一点儿柴，烧好一大锅热水，借着灶前的火光和灶坑内的余温，费力刮掉粘在鞋上的泥土，抠除掉粘在衣服上和裤腿上的泥点，洗完脸和脚。上床休息……
       第二天一大早天刚亮，我拿着洗脸盆，顺着一条青石板台阶小路，来到一个井台前，借着打井水洗脸刷牙的间隙时间，颇有兴致地观察着我的小木屋周围的环境，井台的周围都是冬水田，冬水田里满灌着水，形成一块块水汪汪的一片片梯田。田坎上生长着绿油油的青草。一条石板路从田坎之间穿过，给人留下无限的想象力。
      这里的地势起伏不大，眼前山间那条弯弯曲曲的石板路，随着台阶两旁的地形变化，梯田逐层拔高，向上延伸着。开始抵达错落起伏的山丘顶部，眼前绵连不断的山丘连接着后面起伏跌宕的巍峨群山，远远望去，丘陵后面远处的巍峨群山顶上，悬挂着长长的两条银白色的瀑布，瀑布上下的落差起码超过两三百米，飞流直下所表现出来的气势，令人感到万分震撼。它所爆发出雄伟的阵阵轰鸣伴随着山谷里的回声传得很远很远。
       眼前到处是顺山势而起的层层梯田，因为是冬季，所有的梯田里都灌满了水，在朝霞的映照下，闪烁着银白色的光亮。水面上倒映着四周巍峨秀丽的绿色群山，远处有几只白色的鹭鸶鸟在水田上翩翩起舞，还有一行白色的鹭鸶鸟翻动着双翼，排列着整齐的队形翱翔蓝天。为碧绿色的巍峨群山平添一番画卷。用山清水秀来描绘着此地景色，一点儿也不夸张。
      饶开智的右腿有严重的残疾，两条腿不一样长。行动很不方便，到了生产队的第二天就感到无法适应。小木屋门前弯曲曲的石板路上的那十几步台阶。竟成为他每天都必须面对的拦路虎。他出门没走多远，上下台阶时，两只脚的受力点不一致，有严重残疾的那只脚一接触到台阶上的石板，就会钻心地疼，疼得他浑身直冒汗，根本无法行走。从罗坝公社到生产队的这一路，把他有残疾的那条腿折腾的很够呛。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蒙着棉被窝哭了一个晚上。天亮以后。他的情绪稍微稳定了一些。
       就在这时，生产队长和学校工宣队及带队的赵雄老师都来到我的小木屋，焦急地看着倒在板床上疼得直打滚的饶开智。他们经过了短暂地协商。立刻做出决定：把饶开智马上返回成都治疗。反正他原来打算也是先来看看。能适应就留下，不能适应就回去，最关键的有利条件是：他的户口还没有下，干脆把他弄回成都，让他直接回家算了。
       于是，饶开智同学就由两个社员用滑竿抬着，还有两个社员帮忙扛着饶开智同学的行李，跟着学校工宣队及带队的赵雄老师，摆开一路长蛇阵，沿着一条弯弯曲曲地石板路，浩浩荡荡地离开了生产队。先回到公社，几天以后就转道回成都了。
      我独自一人默默地站在村口的石板路上，呆呆地目送着学校工宣队及带队的赵雄老师和饶开智离开了生产队，眼巴巴地望着他们远去的身影，望着他们踏着那条弯弯曲曲的石板路，逐渐地消失在麦苗青青的广阔天地尽头。我的思绪也跟着他们飞回了成都……
       面对着这两天来跌宕起伏的巨大变故，我感觉到：我的命运实在是太糟糕了。真是靠山山崩，靠水水流。原以为依靠着班上的老同学，到乡下，从体力上，陈永华可以帮助我，没曾想我被他抛弃了。现在有个饶开智，虽说有残疾，但是毕竟住在一个小木屋里，可以在一起说说话，不会那么孤单。可是饶开智也被迫返回成都，离开了生产队，昙花一现般地从我眼面前消失了。生产队里又剩下我孤单单的一个知青了。
       过了好一阵，我这才心事重重地转过身，回到我的小木屋里，顺手关上了房门，开始忙着收拾被刚才弄得一片狼藉的房间。不料队长却在这时候又折返回来，敲开了我的房门，拉着我走下石阶，踏上村里的石板路，走东家，串西家，告诉我，谁家是干部，谁家是贫农，谁家是下中农。谁家是中农，当然也要必须得告诉我，哪家是富农……。
       走来走去的忙碌了一个上午，脚也走酸了，眼看就要到中午了，队长突然对我说“你马上跟我去罗坝场去赶场，我们队里准备要给你填置一些儿农具，先买一把锄头用着，以后用着的时候在添置。”
       临离开家的时候，妈妈曾经再三告诫过我，到农村以后，一定要听队长的话，别犟嘴。所以，我一声不响地跟在队长的后面，走在丘陵河谷狭长地带中一条弯弯曲曲起伏不平的乡间石板路。      石板路很窄，队长走在我前面的石板路上，开始我想努力和他并排走，石板路旁边的杂草路上还有一个接着一个的泥水凼，我试着踩着那些泥水凼凼的中间连接部分往前走，但是不行，如果要那么走，就得不停地从一个坑沿跳到另一个坑沿，我试着连续跳过20多个泥水凼后，感觉到这种跳跃式的走法实在吃不消，只得老老实实地跟在队长身后，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完5里多漫长的石板路，总算来到了罗坝场。
       这个罗坝场，我们昨天晚上就都来过了，只因当时是在夜间，经历一天的鞍马劳顿，我们都感到心力憔悴，只想早点找个地方好好休息，谁也没有心思去想弄明白，这条街到底是啥模样。这大白天就不一样了，还在约两公里以外丘陵平顶缓坡三叉路口的石板路上，就看见了罗坝场沿街的木板结构门板房成一字长蛇般延伸开来，远远望去这条街的确不算很长。  
       我们踏上罗坝乡场镇的街道，很直观地感觉到这街道很窄，街道地面上满铺着大大小小很不规则的青石板块，不到4米宽，街道（我们暂且就把称它为街道）两边是一家连着一家的门板铺面和居民住家户。除了一家国营的小商店和一家国营小食堂外，街道上还有一个邮电局，一个林业站，一个兽医站，与国营食堂相邻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个集体所有制的小面馆，其他很多房子门板铺都开着不大的木板门，店面上摆着一小把、一小捆的焦黄焦黄叶子烟，修理犁头的配件、卖各种农具和杂货的小店，一家紧挨一家，沿着街道两旁，连成两条蜿蜒的曲线向前排开，街道上挤满了来自十里八乡赶场农民老乡们。
       在公社大院门口，遇到了昨天分配到同一公社的初68级同学，他们和一群当地农民装束的人在罗坝街上。大家争着握手，尽相诉说着各自生产队的基本状况，为了便于以后有啥事，相互之间便于今后联络，纷纷把自己所在生产队的名称地址和自己的姓名告诉了对方。我把饶开智同学的情况向各位同学简要述说一番，大家免不了都摇着头长吁短叹地感慨一番，为饶开智同学这次经历百感交集。
       与同学们分手以后，我紧跟着队长身后，在满大街都是揹着大喇叭口竹编背兜的人群中，时走时停地挤来挤去，终于在一个铁匠铺门前停下了脚步，队长在铁匠铺门前的小摊案板边，用手不停地翻来翻去，最后选定了一个锄头，转过身来问我：“小石，你来看一下，这把锄头如何？”
       很明白，队长是在给我买锄头，而且现在，他正在向我征求意见，我的确搞不懂，也不明白什么样的锄头才算是好锄头，只从印象上感觉到这把锄头的模样还看得过去，在直观的感觉上看起来，似乎是有点大。我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那里的规矩是，锄头论斤卖，拿上盘秤称了一下，足足五斤重，队长直视着我，不放心地又追问一句“小石，你拿得起不？”
       当时我心里想，已经十七八岁了，也应该算是男子汉了，未必连五斤都拿不起吗？再说不管拿不拿得起，都得拿。绝不能让别人瞧不起。便随口应声答道“不就是五斤重吗？小意思，没问题。”
     回到生产队，队长找来一根一米五左右的青杠杂木锄把，给我安到今天刚在罗坝乡街上才买的锄头上，五斤重的锄头，就这样沉甸甸地落到了我的手上。
      当天下午，我扛着这把五斤重的锄头出工了，生产队里在队长家后面的山湾湾里改土修梯田。队长拉着我，给大家做了介绍，然后开始用锄头挖土，用木杠抬石头构筑梯田。开始我自以为还行，没有啥特殊感觉，双手紧握着锄把，鼓足力气，挥动这把五斤重的锄头，一下又一下地挖着山坡斜坎上褐红色的干粘土，没过半个钟头，就有些吃不消了，
       队长可能给我安锄把时，木楔没有顶紧，铁锄头突然脱落飞了出去，引起了大家友善地哄笑，一个高个子社员走过来，接过我手里的铁锄头和青冈木锄头把，捡起脱落在地上的木楔子，蹲在地上忙活了好一会儿，重新给我安好了锄把，又拎起锄头的木把末梢，在一块大石头上狠劲地杵两下，便顺手递到我手里，笑着说：“我不晓得，你在我们这里呆得到好久，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不论你呆多久，你都不用再修理锄头了。”
       旁边的另一个老社员从我手里接过了那把锄头试着挖了两下，随后就还给我，打趣地大声对我说：“我晓得，总是队长怕你吃亏，把你这一辈子用锄头的铁都买齐了。我的锄头才只有三斤，像你这把锄头起码得有五斤。”的确，我把锄头举起来再挖下去，它落下来到土里的深度就是比别人要深一些，也要比别人宽一些，当然我也要比别人多费些力气。
       从此以后，我在生产队里出工，扛着这把锄头改天换地学大寨。风里来，雨里去，两年多来，这把五斤重的锄头，一直就没有离开我的手，我的确再也没有修理过这把锄头。一九七一年春节以后，我因工作调动，回到城里当工人，临走的头一天晚上，我的房东（生产队里的民兵排长）拿来一把秤，给我这把五斤重的锄头重新称了一下。转过身来告诉我：“莫得五斤，只有四斤半了。”
       三十多年以后的一天，我回到了当年的生产队，站在我的小木屋前，望着眼前的一片断壁残垣，感慨万千。经过反复辗转查询，终于找到了我当年的老房东，那位当年的民兵排长，拉着我的手深情地说：“你那年子，离开生产队以后，你的那把锄头，传到了后来下放到生产队的自贡知青手里。那几个知青也像你当年一样，拼命干活，非常舍得干。和队里社员们的关系都处的很好，表现相当不错。你在我们队里那阵，虽说当时条件再艰苦嘛，但你也就只干了两年就离开这里了，这帮自贡知青可是比你苦多了。他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五六年啊，当年你留下的那把五斤重的铁锄头，被磨得只剩下两斤多。这帮娃娃吃得苦，遭的罪，要比你多得多。他们才整得造孽啊！一直到一九七八年的秋天，队上所有的知青才算是全部走完了。那些可伶的娃娃们总算是都回家了，都回城了，只有和你们同年来的何群舒除外，她是在一九七八的年底、七九年年初，才抽调到罗坝街上铁匠坊去打杂。不管咋个嘛，总算是离开农村，能按月拿工资吃商品粮了嘛。”
       到生产队几天后的一个中午，我发现没有菜了，想在周围农民的菜地里摘点油菜，便信步围着小木屋转了转，突然发现一个大问题，房前屋后的柴草就要用完了，怎么办……
       请看下一节《上山捡柴》

石建华

                            学校开大会动员下乡

                  成都市32中初67级五班下乡知青石建华
      1968年12月21日夜晚，窗户外面飘洒着细细的雨夹雪，严冬腊月里的寒风吹打着窗户上的玻璃，发出啪嗒啪嗒地响声，收音机里正在用一个强有力的男高音，最激昂的语调，一字一句地播送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的最新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大学、高中、初中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
       紧接着，成都市区的主要大街上，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由解放牌卡车改装的宣传车，宣传车上的播音员们冒着严冬里的漫天细粒雪花，卷缩在狭小的空间里，把大喇叭的音量调整到不能再高，一遍又一遍地播送着毛主席的这一最新最高指示。在成都市区的大街小巷里不停地穿梭着，一阵阵地呼啸而过，留下的巨大喧啸声在成都夜空里一遍遍地回荡着，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锣鼓声，欢庆最高指示发表游行队伍中的阵阵口号声声，迅速深入传达到每一个市民的心中。
        “石建华”“石建华”这时候，我家的窗外楼下传来了一阵焦急的喊声，我听出来这是我们班上的同学，叫江品学，他的近视眼非常严重。镶嵌在眼镜框架上的镜片，就像一对啤酒瓶底。他仰着头，眯缝着双眼，望着四楼，对着我家窗口大声喊道：“石建华，学校里明天要开大会，必须要早点去。”在这么晚的黑夜里，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赶来通知我，很不易啊。我连忙在嘴上一边答应着，一边从四楼的家里出门，急忙往楼下跑，等我来到单元楼梯间的门口，他已经走远了。远处的昏暗路灯下，隐隐约约地晃动着江品学那个瘦弱的身影……
      第二天一大早，雪花更细了，雨点小了很多，可风力却突然加大了很多，铺天盖地的枯枝败叶被阵阵阴冷的狂风从树上摧散落地，在地面上恶狠狠地画着各自不同的的圆弧线，沿着无数条琢磨不定的螺旋轨迹，紧贴着地面不停翻滚，急速地旋转着，滴溜溜地打着一个又一个旋涡被抛到了半空中，漫天狂舞地发泄着，伴随着阵阵狂风，夹杂着细小的雪花和雨点，不断地砸在行路人的头上、脸上、身上。散落在地上。
       早饭后，雨依然还在稀稀拉拉地下着，雨点飘落在人们的脸上和手上，冬天的雨，夹着细颗粒的雪花，凉飕飕的直往衣领里钻，让人们感到严冬的寒冷。这时候的风势减弱了一些，风也安静了很多。只有天空中出现的那几缕朝霞，顽强地刺透了满天密布的乌云，把微弱的光和热投向大地；在数九严寒的冬季，留给大地了一丝春天的希望。
       我急匆匆地来到公共汽车站，突然发觉，公交站台上等车的人实在太多了，由于昨天的雨夹雪整整下了一个晚上，天亮以后，逐渐有所放晴，路面依然很滑，公共汽车被迫限制了车速。看样子也是好长时间没来车了，此刻，看着这架势，即使是来一两个空车，专门来拉这个车站上的乘客，也不可能完全都拉走。就算是现在车来了，我未必挤得上去，就算是挤上去了，就我这么个只有一米五五的小个头，还不把我给挤成照片了。
       这时候，雨虽然停了，由于雨夹雪下了一个晚上，路面依然很滑。如果继续再等下去，我就很可能不能按时到校了。于是我立刻改变主意，抹了一下已经被细雨打湿的头发，向右扭转身子，踏上了人行道。小跑步抄近路往学校赶去。
       我急匆匆的穿梭在赶往学校的路上，这一路上行人不算多，唯有那僻静的狭窄巷子里，狭长的街道两旁，靠近灰沙砖方墙跟的侧面，雪白洁傲的腊梅花挺立在枯枝上，星星点点地顽强绽放着，散发出一阵阵淡雅的清香，迎着凛冽的刺骨寒风，向过往的行人频频点头，给严冬里人们的心灵深处带来一丝暖流，送来一线春天的蓬勃生机。严冬已经来临，春天还会远吗？  
       当我一路紧跑快步不停气地赶到学校，同学们也都早早地就来到了学校，正在大操场上整队集合。各班正在点名，班干部们忙着清点人数，一见到我，几十张嘴一起开口，异口同声地埋怨我：“你还在摸索个啥子，还不赶快搞快点，全班的人尽都来了，就差你了。”好几只强有力的手掌同时伸过来，抓着我的衣领和胳膊，生拉硬拽地把我悄悄地拽进我们班的行列，要不是背后有人顶住我的脊背，抓住我的双肩，我就很有可能会倒在队列里。班长如重释负地转过身，小跑步到达主席台前，立正向学校的值周老师报告：“报告值周老师，六七级五班同学全体到齐。报告完毕”……
      操场前端的简易舞台上，悬挂着《成都市32中学上山下乡动员大会》的大红横幅被狂风刮得呼啦啦地作响。操场周围的红砖围墙和教学大楼外面，到处张贴着《革命青年志在四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到农村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化道路》《毛主席的红卫兵，最听党的话，广阔天地是我家》《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官大农村炼红心》等大幅宣传标语。
      主席台前的扩音器里不断滚动播送着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大学、高中、初中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接着又不断播送着当代的革命歌曲；“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要为真理而斗争，爱憎最分明。敢于担重任,…哪里有困难，哪里有我们，赤胆忠心为人民… ”“迎着春风，迎着阳光，跨山过水到边疆，伟大祖国，天高地广，中华儿女志在四方，哪里有高山，就让哪里献出宝藏。哪里有荒山。要让哪里变成粮仓…… 红在边疆，专在边疆、保卫边疆、建设边疆…… ”这慷慨激昂的歌声在校园上空剧烈地回荡着。
       不一会儿，上山下乡的动员大会开始了，全校师生员工们整齐划一的在操场上列队，学校的革命委员会、解放军驻校军训团、工人驻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等主要负责人，正在主席台上，依次做着慷慨激昂的动员报告。
      他们的报告纷纷引用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经典语录：“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拿什么去鉴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民众相结合。愿意并且实行与工农相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这就是区别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最重要的分水岭。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与工农民众之中，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他明天不去个工农民众相结合，或者是反过来去欺压工农民众，那他就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了。”
       他们的发言中，反复强调的第一条重点就是：全校800多名同学，一个不留，全部都到农村去。所有的同学都必须上山下乡，都必须要自觉地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体现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决心，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一辈子不动摇。
      在全校的八百多名同学中间，愿意与工农民众相结合的，就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具体的就要体现在自己的行动上。能够响应号召积极投入上山下乡就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甚至是反革命的。
       这几个报告再三强调了学校的基本态度，特别强调指出：凡是不下乡的，就是不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就是不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就已经说明他的政治立场有问题了，虽然没有明说是反革命，但最起码也是不革命的。如果公开反对上山下乡，那就是反革命，另当严惩不贷。
       他们在长篇大论的报告里，再三强调指出：对于那些不愿意下乡的同学，学校将要下大力气，对这批人进行长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反复采取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和说服动员工作，一直到把他们送到乡下为止。同时要按学籍处分的方式记入个人档案。在那个年代，不论什么样的处分，一旦记入档案，那是永远也消除不掉的政治污点。必将终身跟随着当事人，一直到死都是无法消除。或多或少地都会直接影响到当事者全家所有成员，波及到当事人所有社会关系的政治前途。
        接着，各年级的教师代表上台发言：他们发言的重点是表明自己对待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的政治态度，纷纷表示要尽一切力量，动员所在年级的全体同学全部都下乡，一个也不能留在城市。同时，也要对自己有符合下乡条件的子女，更要起好模范带头作用，以身作则，动员他们到农村去，
       随后，各年级及各班的学生代表们也纷纷上登台表决心：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到农村广阔天地去安家落户，扎根农村一辈子，滚一身泥巴，练就一颗红心，要争取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自觉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积极投身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践三大革命运动，在风口浪尖上锻炼成长，把自己锻炼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在讲台上发言的每一个人，表现得都是那么慷慨激昂，意气风发，充满着非凡的革命激情，嗓门一个比一个洪亮，语调一个赛过一个，措辞口号一个比一个更激烈，充分显示出一个比一个更革命。今天大会的三尺讲台上，所有发言的人都具备一个显著特征，唯恐落在别人后面，生怕被别人议论为有不革命之嫌。从他们发言的气势上，我们不难看出，大概在中国的辽阔大地上，比他们更革命的人已经找不到了。
       操场上的全体同学，也许已经都意识到：今天就是我们的学生时代，最后一次在操场上集合，这可能是我们参加的最后一次全校师生大会。任凭刺骨的猎猎寒风，吹在身上，刮在脸上，引起一阵阵刺痛和寒冷，下面听报告的数百名学生们一动不动，按照各年级和班级的序列，直挺挺地列队站在大操场上，讲台上的麦克风，还有那些个高高悬挂在电线杆上的高频率的大喇叭，它们发出的一阵阵尖锐刺耳的喧嚣声，回荡在整个学校的上空，在人们的头顶上，耳朵边狂轰滥炸，在全校师生的心灵深处强烈地撞击着。没有任何人在会场中间说悄悄话，台下一片鸦雀无声。
       这也难怪，在当时的那种政治背景条件下的风口浪尖上，如果被别人议论为不革命，其后果是我们谁也无法想象的。在当时不论是谁，都害怕承担所谓不革命的严重后果。那不仅会给自己的政治生命造成严重的后果，同时也会给自己的家庭以及亲戚朋友都带来非常可怕的政治影响。至于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我们这些平头小老百姓如何得知，也只能做到领导怎样要求，百姓们怎样做就行了。只要是毛主席说的，都得句句执行字字照办。当初有一句话很流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要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动员大会结束后，全校师生按照年级班级的序列，高举着大红旗，扛着大幅标语牌，排着整齐的队列，浩浩荡荡地到市里游行，我们学校的游行队伍来到羊市街的成都市革命委员会大门口，向当时的成都市革命委员会主要接待人递交了全校同学志愿下乡的报告书。
      紧接着，我们全校的游行队伍来到人民南路广场，在毛主席巨幅塑象前肃穆列队，举起右臂握紧拳，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全市人民庄严宣誓：坚决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永远与工农民众相结合。苍天在上，厚土在下，可照日月，革命豪情壮志凌云激荡胸怀。
       在那难忘的十几天里，整个成都市大大小小的主要街道上，每天都簇拥着成千上万即将上山下乡的学生们表决心的游行队伍，人民南路广场上每天都挤满了群情激昂的青年学生，这些人在不久就即将作为知青，奔赴广阔天地。他们那响彻云天的歌声，慷慨激昂的誓言，还有那些无数面翻飞如画的红旗，汇成了知青的海洋。真所谓人如海洋歌如潮。
       从学校开大会到在人民南路广场的游行，始终让我们处于极度的热血沸腾，幻想着未来的农村，正在向我们靠近。游行队伍解散以后，在回家的一路上，我反复在想着一个问题。不知道爸爸妈妈对于知青下乡是个什么想法呢？对于我就要下乡当知青，他们有什么设想没有？我无从得知。
       请看下文《幻想破灭，下乡是大势所趋》

石建华

                       幻想破灭，下乡是大势所趋

                  成都市32中初67级五班下乡知青石建华

      学校里开过了上山下乡的动员大会，接着又到市里参加游行，在学校的游行队伍解散后，心事重重的回到家里，我把学校开动员大会的情况跟爸爸妈妈讲了。
       妈妈的意见是要我回老家东北抚顺农村，毕竟那里是我们自己的家乡，家里的亲戚多熟人多，在劳动和生活上不会吃亏。
       爸爸的意见和妈妈和观点正相反，他说：“孩子一旦回到抚顺老家，肯定得住在他爷爷家，孩子他爷爷的成分是地主，我们的儿子回了老家，别人肯定会给他气受。说他是地主家的孝子贤孙，不论做什么，在政治上必然要受牵连，那是不可避免的。还会影响到以后的进步。还不如就让他跟学校一块儿下，其结果也许还会更好一些。”
      记得从小学四到六年纪，我一直是班上少先队的中队长，学习成绩在班里始终名列前茅。深得班主任老师的赏识，在小学毕业升初中的时候，班主任老师对我寄予的希望过高，他总认为我报考成都四中应该没问题，硬逼着我报考成都四中。可我常听别人说起，四中是全省的重中之重的重点中学，能上四中的都是成都市尖子生中的尖子生，头脑里已经产生根深蒂固地畏难想法，绝对不敢报考四中。班主任老师曾为此事多次找过我的父母，没有想到爸爸妈妈竟然同意了班主任老师的这个建议，决定要我去报考四中。
       在小升初的考场上，我的心理负担过重，总想到万一考不好怎么办，思想上一开了小差，当然就不可能考好，后果可想而知。好些考试题在平时根本不是问题，而在考场上则不知所措，考试结果，成绩相当糟糕，不但四中没考上，就连普通的全日制中学也没指望了。
       我一直感觉初中是考不上了。没想到后来，被当时的人民北路中学（成都市31中）半工半读学制的建筑专业班录取，所谓半工半读，就是每个学期所规定的学习时间段内，一半时间学习初中文化课，一半时间到建筑工地参加专业体力劳动。
       1965年夏季，成都市有关单位为了对半工半读学制便于集中管理，31中半工半读的学生全部并入32中。原32中的全日制初中生全部转入27中。我就这样从31中转到了32中，上学的地点就由人民北路转到了西安南路的枣子巷。  
      1969年元月前后，曾经有很多学生家长通过各种正规合法的渠道和方式，向成都市教育局的有关部门提出过诉求，就这批读半工半读学制的初中生而言，他们在校学习期间，长期参加专业技能培训和体力劳动，这些学生已经接受过比全日制学生多得多的强体力劳动锻炼，具备了相对较强的建筑工程专业生产技能，可否在政策上给予适当考虑；让他们不下乡，直接到建筑工地当工人……
       迫于当时的政治大环境，成都市教育局的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不可能为我们这数百名半工半读的初中生，去承担那些不必要的政治责任。便采取了一刀切的简化办法。召见了学校革委会，军训团和工宣队，还有部分学生家长的代表，针对我们学校八百多半工半读学制建筑专业班的学生是否下乡的问题，做了最后总结阐述：根据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精神“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动员一切力量，说服城里所有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大学、高中、初中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在这里，成都市革委会分管教育的领导们再三强调的重点在于：不惜一切代价，来一个动员。这个代价首先包括了这批非全日制初中生的各位家长们，要他们付出代价，动员子女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成都市教育局的有关部门负责人对我们的校领导和我们的父母代表们专门做出了政策解答。毛主席说的是：“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大学、高中、初中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这里说的是大学、高中、初中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这个初中毕业，它所指的是宏观意义上的初中毕业生，其重点关键是：所涉及到的学生和学生家长，都要站在国家防修反修百年大计的高度，从千秋万代确保红色江山不变颜色的宏观战略出发，进行理解和加深理解。充分认识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备战备荒为人民紧密相连的重大战略作用。不能狭隘地强调你们学校半工半读学制的特殊性。
      要来一个动员，那么这个动员所能包含的囊括内容就应当是更深刻的，那么范围应当是更广泛的，声势更大，规模更加庞大，需要参加的人员构成将会更多，牵涉到的面会更加宽阔。（以后发展到以后，小学毕业的超龄生也变成了知识青年，成为上山下乡的重要主要组成之一。）所以，这个初中毕业的子女势必涵盖在所有的全部范围。包括了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等多种学制在内的所有初中毕业生。
       处在全面贯彻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高潮时期，下不下乡，已经成为考验我国每一个部门和单位、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是否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否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大是大非问题。
       几百名半工半读学制的初中毕业生是否下乡的问题，经过如此这般无限拔高上纲上线之后，不下乡的退路被彻底堵死了。我们这800多名半工半读学制的初中生，就这样被强行和那些全日制的初中生合并一起，全部列入了必须要上山下乡的整体序列范畴。
       为了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似懂非懂的我们，为了尽量减轻家庭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压力，确保全家不会在上山下乡的问题上，承担那个不革命的严重后果。在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浪潮涌动下，我们将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参加了上山下乡的知青行列，踏上与贫下中农相结合革命化道路。不久，我们在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练就一颗红心。
      说句大实话，在那个时候，愿不愿意下乡只是个人私下的意愿，而下不下农村，不是由你个人能所决定的了的。把话说得再直白一点，对于下农村的事。任何人都躲不过去，你下也得下，不下也得下。何况在学校里，在学生们的中间，已经出现了一个好榜样。她是谁呢？
       请看下文《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

石建华

                             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

                  成都市32中初67级五班下乡知青石建华
      学校领导已经向我们正式宣布过：我们学校全体同学都下到四川省洪雅县，距离成都市不算太远，只有两百来公里。军训团的干部和工宣队的师傅们利用一切宣传手段，眉飞舌舞地传达着他们对洪雅县的实地考察，说洪雅是个非常好的地方，山清水秀，空气新鲜，风景秀丽，全县有27个公社，有26个公社已经安装了电话，洪雅县已经实现了电气化，真可谓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连续几个星期，他们连篇累牍地向全校同学做描绘与勾画、鼓动和宣传，把洪雅勾勒成人间天堂，描绘成世外桃源，给很多同学造成这样一个误区，视乎我们这些知青，一旦下放到洪雅，就是一步登天，跨入天堂。
全校的800多名同学，不像是作为知青，去农村接受再教育，反倒像是旅游者，到天堂去享福一般。
      在动员上山下乡的那段时间，每天我们都要到校，按照学校革委会、军训团、工宣队的统一安排，分班集中学习讨论。在学校里，每天听着学校工宣队和军训团铺天盖地的反复宣传，看着教学大楼走廊的大墙上，贴满志愿上山下乡的学生名单，我在内心深处不由泛起了阵阵疑团，洪雅既然有他们说得那么好，还用得着他们下那么大的功夫动员同学们下乡吗？
       尽管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对当年校革委和军训团、工宣队那些做法，我们依旧不能谅解，特别在知青上山下乡问题上，他们只考虑他们好做工作，想方设法把全校800多名同学，彻底一下子都弄到农村去，尽快完成上面交给他们的政治任务，对于我们全校同学上山下乡即将要去的洪雅县，对于我们这些知青即将面临的复杂和困难，没有实话实说。从上山下乡的概念认知上，对我们全校的初中生进行了误导。其目的就在于，力图让我们尽快离开学校，到农村去、到山区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只要我们800多名同学一旦离开学校，离开城市，到了洪雅县农村的生产队。他们就算是完成了任务。如果当时他们对我们能实话实说，我们这些当时称为热血青年的初中生，为了表示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忠诚和热爱，上山下乡的积极性恐怕还会更高一些。
      学校革委会副主任王玉芳，是六七级二班的同学，文革中曾担任过川大826战斗兵团32中分团的团长，外号人称兔儿团长，在文化大革命后期革命大联合的过程中，全校各个学生组织通过协商推选参加校革委的学生代表。现在，她的名字，已经排列在全校上山下乡人员名单的第一个。
       看到兔儿团长排在上山下乡名单的第一个，全校的同学们都在私下纷纷猜测议论着：这王玉芳是学校革委会的副主任，不论咋说，总还算是一个官儿。她能放弃校革委会的副主任职务，主动申请上山下乡，是不是得到了上级的什么秘密指令或承诺。要么就是看破红尘不愿为官。否则她怎么会一无反顾地抛弃校革委副主任官职，下乡到农村当知青，做农民呢？
       风雨欲来风满楼，在动员上山下乡那段时间，学校教学楼走廊里，各年各班的教室里，操场上，两旁栽着万年青的三合土小路上，能容纳人的每一个场所里，三五成群的同学聚在一起议论着，交流有关上山下乡的新消息，互相交换各自的看法，无不担心我们这批知青的出路和未来。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我们在学校已经五年了，初中书本课程还没有上完，学校既然不给我们发毕业证，大概就不算毕业离校吧？如果不算是毕业，是否意味着还有返回学校读书的那一天？谁知道这上山下乡会不会就像过去的反右、四清、社教运动一样，也就是一个运动。但愿只是一个运动。待等这个运动结束，一切都恢复正常，我们也许还会返回学校的。
       我还天真地幻想着：既然动员会上，学校革委会、军训团、工宣队领导们都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那毛主席肯定会有毛主席的的部署安排，咱们听话照办执行就是了。既然是毛主席的号召，我们就坚决响应，紧跟伟大战略部署，到农村去当知青，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总不会错。
       反正是作为在校生，听老师的话，服从学校的统一安排，总不会有什么大错吧。我们全校有800多学生上山下乡。据说在1969年元月份，仅成都市区而言，就有十几万人首批上山下乡，今年和以后的若干年内，全国上山下乡的人数就更多了，起码要有上千万人，绝对不会是少数。我确信在今后，国家一定会有个明确的说法。这绝不会只是我一个人的事。
      学校革委会副主任，带头上山下乡，在我们的学校里，毕竟已经成为不可争辩的事实。不管怎样，议论归议论，分析归分析，猜测了猜测，榜样的力量总还是无穷的。在校革委会副主任王玉芳这个兔儿团长的榜样带动下，全校首批自愿上山下乡的人数占全校学生总数的88%以上。七百多人即将奔赴洪雅的那个激动人心的大好形势，在32中已经形成定局。
       既然上山下乡已成定局，那就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办。就是下户口了。
       请看下文《自己去派出所下了户口》

石建华

                             自己到派出所下了户口

                    成都市32中初67级五班下乡知青石建华
       1969年元旦以后，我从学校领回一张到当地街道派出所下户口的通知书，回到家里，爸爸妈妈不在家，都上班去了。上山下乡的重要意义，学校里都讲过多次，反正下农村当知青已经是铁板定钉的事了，早晚都得下，晚下倒不如早下，最起码还能落得个积极响应号召的名声。
       我当时自认为父母一定也会支持我的做法。而且在前段时间，家里也做过沟通，至少和我爸爸的看法基本一致。那时候我毕竟是太年轻，头脑一热便自作主张。立即从缝纫机下面的抽屉里翻出了户口本，带着爸爸的私章，一路小跑步，气喘吁吁地到当时地处府南河畔的人民北路派出所，心甘情愿地去办理下户口的手续。
       一位老警察走到我面前，接过我手里的通知书，一只大手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睁着一双大眼睛，上下不停地打量着我。意味深长地说：“年轻人，你真要下户口哇？可真的要想好哦，下户口倒是很容易，你想再要上户口可就难了。”
       我的表现显得太革命，挺胸收腹立正，把头一扬，潇洒地说：“我就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到这里来下户口的，我马上就要下乡当知青去了。”
       老警察摇了摇头，长叹了一口气：“好吧，你在门口的长凳上坐一坐，稍等一下，我马上就给你办好。”
       过了一会儿，他交给我一张回执单和两张卡片，要我返给学校。
       离开派出所以后，我信步来到派出所外墙边的府河边，踏上了停靠在河边的渡船，看着摆渡船的老人，手里撑着一支长长的竹蒿，渡船随着这位摆渡老人不断地改变动作，在河面上不停地变换着方位，在府河的两岸来回穿梭忙碌着。每个人坐船过河，只需要给两分钱，价钱不贵，河面大概有100多米宽，河水清澈见底，在船上能看见河里小鱼虾群的游动。
       在渡船上，我和这位摆渡船的老人，有一句无一句的聊着天，无意中告诉这位老人，过不了几天，我就要下乡当知青去了。这位老人低着头，叹了一口气，淡淡地说了一句话：“年轻人，你可要吃苦头了。锻炼锻炼也好。这话要倒过来说，你是离家下乡去了，你的父母可就该遭罪了。”
       我把已经下户口的事情，向爸爸妈妈讲了，他们都无言而对。好一阵，爸爸说：“我们怕你想不通。没想到你已经走到我们前面了。”
       几天后，我将派出所里开的回执单和两张卡片交给了学校，当天在学校的总务科领到了30元的下乡动员费，回到家，妈妈什么话也不说，就用这30元动员费给我买：一个单人蚊帐，一个洗脸盆，一双胶鞋，又托封大娘给我做了一件当时比较流行的有三个衣兜的黑色学生装。准备着要下乡的行装，充满幻想的我，心早已经飞到广阔天地去了。
       动员大会以后，我和我的同桌好朋友陈永华手拉着手。一起来到学校哦报名处，学校就把我们两个分配到一个生产队，当时我还挺高兴。陈永华当时在我们班里是唯一的共青团员，从1964年上初中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停课闹革命，我们一直是同桌，他的学习成绩在全班，历来都是名列前茅。人个头长得很高，他的身高在班上算前几名，体力好，力气大。我平时一直都很崇拜他，一直把他当做我的学习榜样。我觉到自己能交到这样一个好朋友而感到庆幸。心想能和他下放到一个生产队，将来做体力劳动肯定能得到他不少帮助，内心充满着一种强烈的依附感。  
       要下乡了，至于乡下的农村是什么模样，我一无所知，过去只是在电影《槐树庄》《李双双》等故事片和新闻纪录片中看到过。影片和小说中农村，在我们的头脑里，所留下的都是非常美好的画卷，一幅幅山清水秀花好月圆的绚丽景观。
       几天后，学校正式发出通知，要求我们把各自的行李送到学校，由学校统一安排人员，把全校下乡知青的行李集中起来，统一送到火车北站的站台上，按照各自所要到达公社的顺序，提前逐件装进事前预定的知青专列的闷罐车厢。定于元月22日上午，全校首批下乡的700多名知青，在火车北站集合，统一乘火车离开成都到夹江，然后从夹江用汽车把我们送到洪雅各个公社，最后从各个公社步行到各自所要去的生产队。
       从小到大，长到十七八岁，我从来就没有离开父母，从来没离开过家，对外面的大千世界，在我的心中，始终充满着各种神奇的幻想，从内心深处也想离开家，到外面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究竟是啥样？。现在真的就要离开家，就要下乡了，什么时候再能回来?我不知道，未来的前途是什么样的？我更加不知道。年轻幼稚的我，也绝对想不到那么远，反正是要走了，就要离开家，到乡下种地去了，要走就早点走吧……
      我心焦火燎地呆在家里，站在窗台前，面对着四面苍白的墙壁，无聊地翻阅着挂在墙上的日历，用一支红兰铅笔在日历本上画着杠杠，板着指头算着天数，坐立不安地等待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二日那一天的到来。
       请看下文《踏上知青的路程》

石建华

                            踏上知青的路程

                    成都市32中初67级五班下乡知青石建华
       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二日，是我一生难以忘却的日子，  从那一天就起，我踏上了艰苦难忘的知青生涯。
       按照学校的统一安排，在两天前，爸爸就将我的藤条行李箱和被子等收拾好，在大街上雇了一辆人力三轮车，把我的行李送到了学校。在出发前的头两天，就由学校集中统一组织，把我们的行李全部转送到成都火车北站月台上，在那一列长长的闷罐列车前。按照各位知青将要到达的公社循序，分别装上了各自的车厢……
       记得临出发的头几天晚上，只要一空下来，妈妈就再三叮嘱我，要我下乡到农村，在生产队里一定要听队长的话，要和贫下中农搞好关系，要好好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要好好表现。爸爸因公出差了，这几天，两个弟弟早已没有往日欢快的嘻嘻哈哈的嬉笑声，老是跟着我前前后后地转。我也经常是整夜都睡不安稳。
       明天就要出发了，躺在床上的我，翻来覆去的总是睡不着，看着身边熟睡的两个弟弟，默默遥望着窗外黑色夜幕中的满天星斗，凝视着人们常说起的那个神秘的银河系星群，寻觅着人们常说的北斗星，我心中的七星北斗又该在哪儿呢？
       不久以后就要离开家了，对即将出现的乡下生产队，脑海里充满着各种奇妙的幻想，我内心仅有的一丝安慰，就是能和自己的好同桌好朋友同时下到一个生产队，将来在农村里的生活和劳动中，吃苦受累当中，相互之间有个帮手，心里面稍微有一些平衡。朦胧中或多或少还有一些可以依靠的感觉。
       离别的这一天终于到了。这一天全家人都起得很早，邻居们都来给我送行，昨天爸爸因工作需要到外地出差去了；妈妈带着两个弟弟送我到火车北站。两个弟弟今天特别听话，小弟弟紧紧拉着我的衣襟，生怕我会突然飞走似的，大弟弟一声不响地从我肩上拿过我的军用挎包，斜挎在自己的肩膀上，还有我们家隔壁邻居韩姨，陪着我们一家人，送我到成都火车北站。
      这一年的冬天，是一个特别寒冷的冬天，我的耳朵和手背都被冻得发红，腊月里的寒风吹在我的耳朵上、手背上，弄得我钻心地疼。我的双手不得不缠上了几层白色的纱布。洁白的纱布上浸出点点滴滴的血迹……
       从家里出来，在通往火车北站的各条道路上，两侧人行道和慢车道上的人流不息，今天的此刻，人流都是向着火车北站缓缓向前运动，几乎都是送家里当知青的子女上山下乡的。这一悲壮的场面令我终身难忘。
       火车北站的广场上更是人山人海，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起码汇集了有十几万人，密密麻麻地站满了整个火车北站广场，他们都是为同我一样的知青送行的父母兄弟姐妹，我们一夜间就从16、17岁上下的中学生变成了知青，下乡当农民了，到农村的生产队挣工分去了。  
       站在火车北站的广场入口处，我一眼就看见，32中学校上山下乡知青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过来了，班上的同学正在向我招手示意，此刻他们正在进入广场，我连忙伸出手，从大弟弟的肩膀上接过军用挎包，向妈妈说了声：“妈妈，我们学校的队伍过来了，我走了。”
       话音未落，我就急匆匆地消失在人山人海的知青洪流中，耳边却听到了小弟弟嘶哑的喊声：“大哥你好久回来……”他的声音那么弱小，而又那么强烈的刻在我的心里，这喊声至今还在我的心中震撼着。是啊，我真的无法回答，我上哪儿能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
       这时候，火车北站上所有的检票口已经全部打开，首先是我们学校的知青们，稍作整队变成多路纵队鱼贯而入，经过检票口进入车站。紧接着，就是送知青的亲友们拥挤在检票口，大家都渴望快速通过检票口进入车站，都巴不得尽早一点儿到达站台。那些对工作一向极端负责任的检票员们，今天倒是完全破例，他们早早就把金属剪票夹装进了衣兜，站在检票口的岗位上，把头转向一边，任凭送知青的人流在他身后穿流不息地经过。
       火车站的所有站台上挤满了送知青的人们，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拉着哥哥姐姐不愿放手的小弟弟和小妹妹，更多的是爸爸妈妈们，他们站在站台上，呆呆地望着自己儿女们，拥挤在闷罐火车那扇冰冷的推拉门口，舞动着那双充满期盼未来的小手，正在向自己不住地挥手告别。
       什么样的未来命运在等待着这些知青们，他们的出路在哪里，谁也不知道。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女就要离开家，到那个从来都没有听说的偏远地方去当农民，这些孩子们的将来怎么办？人们的心被悬在空中永远也落不到底。如同刀割一般疼痛。送行的人们眼含着泪花，纷纷拉着亲人们的手舍不得放开。是啊，谁没有父母，哪个家庭又没有当知青的儿女呢？
       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雄壮乐曲声中，列车开始徐徐向前滑动，送别的亲人们汇成了巨大的洪流拥堵在站台上，白发苍苍的老人们跌跌撞撞地向前奔跑着，奋力追赶着已经起步正在逐渐加速运行的列车，他们一边奔跑着，一边挥手，一边抹着眼泪，呼喊着自己家孩子的名字，最后仍然被这闷罐列车无情的甩在身后站台上，永远定格在车站月台上的那一刹那间，送别的人群与满载知情的列车之间，被无情拉开的距离越来越大，那场面那么令人心碎，那么悲壮，那么撕肝裂肺，让人永世难以忘怀。
       满载知青的闷罐列车车厢里，昨天还是中学生，而今天就变成农民的知识青年们，散乱着坐着车厢的地板上，把脊背抵靠着自己的行李，伴随着列车均匀的摇晃和抖动，透过铁皮闷罐列车的车门和窗口，静静地望着车厢外面，绿色丘陵、平原和山川、田野与河流、远处的群山、蓝天和白云，从眼前不断地飞驰而过。严冬的猎猎寒风，从敞开着的闷罐列车两扇车门和八个窗口无情地吹进车厢，冻得车厢里的所有人，互相依靠着挤在车厢内的两旁，满含着无限的激情的我们，从喉咙里飞出了一个震撼着整个时代的歌声，“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捎个心儿到北京，知识青年想念亲人毛主席 ……敬爱的毛主席，请你放心，为革命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知识青年永远忠于毛主席……”
       这充满无限凄凉和哀怨的歌声，寄托着我们这些知青的的未来和期望，充满着无尽的忧怨酸楚与迷茫，具有无穷的穿透与震撼力，它是发自广大知青战友们心底悲壮的呐喊，伴随着闷罐列车向前推进所发出的咣当当咣当当当的节奏声，满怀激情地飞出了列车，飞向了天空，散落在漫长的铁道线上，在广阔无边的群山峻岭和川西南平原的上空久久地回荡着，深深地扎根在广大知青战友们的心灵之中，以至于在两千多万上山下乡的知青心中，数十年以后仍然难以忘怀。  
       按照学校的统一安排，我所在的这节闷罐车厢里，全部都是下放到洪雅罗坝公社的知青，当我进入车厢以后，就一直没有看到我的好朋友陈永华。车厢里也没有发现陈永华的行李。心里顿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安。
      学校里不是已经把陈永华和我分配到一个生产队了吗？怪就怪在今天我们全校所有的知青都出发到洪雅，现在我们已经都上火车了，而且列车已经发车，陈永华咋个会没有来喃？车厢里既没有他的行李？也不见他的人？我顿时感到心中一阵慌乱，马上找到我们的带队老师打探情况。
      带队的赵雄老师，拉着我的手，用一种难以琢磨的语调，含糊其辞地回答道：“陈永华同学可能有其他的什么重要原因，暂时不能来，他大概是在等下一批吧。今天你们这700多人是首批下乡，不久以后，学校里即将组织第二批，第三批……，在这以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将是大势所趋，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谁也无法改变。动员上山下乡，将成为学校以后长时期的主要政治任务。不过既然你们是好朋友，我们也相信他，肯定会来和你在一起的，你先去再说吧，早下晚下，反正早晚都得下。目前你们每个人都得下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是必然趋势，这道关你们必须要过。任何人想要绕开它或躲避它，都是根本不可能的。至于将来以后的人生道路，必须得由你自己来走。不能靠别人。把自己的人生道路依托在别人身上，这想法本身就是不现实的。”
      听罢这位赵老师发自内心的这番劝导。心里泛起了阵阵谜茫和怨恨，此时此地的我，好像是全听明白了，同时又感到非常的疑惑和恐慌，赵老师讲的这番话，对我来说，在当时，的确是似懂非懂，社会人世间的世态炎凉刚刚有了一点初步体会。被自己最好的朋友所愚弄和抛弃，这种感觉令我感到万分的愤怒和懊悔，在闷罐列车匀速运行所发出那咣当咣当的节奏声中，我呆呆地望着车厢里的同学和校友，凝视着车厢外呼啸而过的田野和山川，心里一直很后悔，后悔自己瞎了眼，怎么会交上这样的朋友？
       这趟知青专列在眉山车站临时临停车，可以做短暂休息，我在车门口向外张望，意外地发现，和我同住一个院儿的小伙伴熊吉东、周尚波出现在眉山车站的站台上，我赶紧下车拦住他们两个，打听情况。得知他们也是今天和我们一起，同乘一列火车下乡，成都13中的知青就下放到眉山   
       几个小时以后，我们的列车终于在成昆铁路线上的夹江火车站停了下来，学校的带队老师和工宣队干部宣布，要我们在这里下火车，要求我们把各自的行李从闷罐列车的车厢里搬下列车，分别转移至各自所要到公社的卡车车厢，用卡车把我们转送到各自所要去的公社。
      命令刚一宣布，同学们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我们在这里要分手，纯洁的同学友谊和对未来的命运的担忧，多重心情交织在一起，那个离别的场面让人终身难忘，就连那些平时最瞧不起抹眼泪的男同学们，现在早已经是泪流成河了，就是铁石心肠的老天爷有眼看到这场景，它也会掉泪的。此刻的列车机车头仰面长叹气般长鸣三声汽笛，喘着粗气离我们而去。看样子它也是想要求得到我们这些知青的谅解，拉长低沉的嗓门，喷发出一股股黑色的浓烟，悲愤地仰天大声呼啸着：“莫……怪……我……”
       下火车以后，我们又会怎么样了呢？
        请看下文《夹江下火车转乘卡车》。

石建华

                              夹江下火车转乘卡车

                    成都市32中初67级五班下乡知青石建华

      大概也算是天亦有情吧，此刻的天空，由刚才充满阳光的晴天突然转换成乌云密布，接着就开始零零星星地漂撒着蒙蒙的细雨丝，这细雨蒙蒙的小雨滴，悄然润湿着我们的棉衣。
      我们700多知青离开了闷罐列车，在夹江火车站外的简易公路旁，拿着各自的行李，分别登上了卡车，即将前往各自的公社所在地。满载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大型卡车，汇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车队，从夹江火车站出发，在前往洪雅的丘陵地带的碎石公路上，此起彼伏地发出一阵阵巨大的轰鸣声。一团团蓝黑色的浓烟极不情愿地在山谷里打着盘旋，缓缓地升上空中，满载知青的卡车队发出阵阵哀怨般地咆哮声，艰难地爬上一个又一个的陡坡。         
      望着一路上同学们挥手离别远去的卡车背影，小学毕业时，我的班主任老师，满怀激情地奋力挥舞着手中的粉笔，一气呵成写在黑板上的这首送给全班同学的告别诗，突然一字不落地在我的脑海里浮现……
       快来吧，同学们，
       挺起胸，抬起头，
       我们向祖国宣誓，
       我们的青春，我们的生命，
       献给你，亲爱的祖国。
       再见吧，同学们，
       不久的将来，
       劳动的鲜花盛开，
       我们在花丛中握手再见，
       再见吧，亲爱的校园，                                                                          还有那些难以忘怀的同学和老师。
       随着行进途中不断出现的岔路口，前方的车队里，有的汽车开始转弯了，“同学们再见啦”的喊声此起彼伏地响起来，满载知青的汽车一辆接着一辆，不时从我们的卡车后面转到其他的岔道公路上。越往前走，我们车队的卡车就越少，再往前走……
       我突然大喊起来：“现在，就只有咱们的汽车还在往前走了！”同学们把愤怒的眼光纷纷投向带队的老师和工宣队带队干部，有人大声地发出质问道：“你们究竟要把我们弄到哪儿去嘛？”
      此时此刻的带队的老师和工宣队带队干部们，面对同学们此时此刻的质问，低着头沉默无语。他们又能说什么呢？我们都很清楚：他们也是很无奈，这是上面安排他们来送我们下乡的。我们没有丝毫的理由去声讨他们。埋怨他们也起不到任何作用。
       何况他们都和我们的父母一样，也有即将下乡的子女，他们的处境和我们的父母一样艰难。在当时的政治大环境下，都是一个碾盘下的谷子，谁也轻不了多少。再则说他们毕竟还是我们的老师，我们也不能怪罪那些老师们。对老师们发泄起不到任何作用，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啊。
      我们这辆卡车，现在前进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洪雅县的罗坝公社，从夹江开始的这一路上，公路沿途两侧的穷山恶水，把工宣队灌输给我们关于洪雅的美好幻想，已经被彻底粉碎了。此刻的知青们，在卡车上低着头，激昂的歌声没有了，卡车里只有长时间的沉默，这一切又给带队的老师和工宣队员师傅们增添了无形而巨大的心理压力。
       在我们所乘坐的卡车前头，两道呈扩散状的浑浊光柱透过前方阵阵飞扬的尘土，无力地射向前方，照在前方简易公路凹凸不平的路面上，车轮仍然还在继续向前急速运转着。伴随着这烦人的巨大轰鸣声，沿着寂静的盘山公路，颠簸抖动着转过一个又一个盘山弯道，奋力俯冲着登上前方道路上的一个又一个陡坡……
       离开了大都市，从夹江到洪雅县境内，在这沿途的一路上，我们只看见了光秃秃的荒山秃岭，别说是树了，就连草也很少见，天苍苍，野茫茫，西风卷赤土，满目皆苍凉。唯见那片与天边相连的远山，还能模模糊糊地看到：有几只黑褐色的老耕牛，悠然自得地站立在荒丘上，晃动长长的脖子，低着头缓慢地甩动着尾巴，度着方步，咀嚼着路边荒坡上黄焦焦的野草。茫茫黄昏余晖下，不时有些背着柴草的淳朴农民站在公路两旁，好奇地打量着我们，挥着长满老茧的大手，微笑着向我们打着招呼，目送我们的卡车缓缓而过。天已经由灰色的黄昏转变到了黑夜，苍淡的月光下，山谷里的腊月刺骨寒风，刮在身上，犹如刀割一般。
       暮色朦胧的前方，群山之间的峡谷突然变得宽阔起来，公路左侧陡坎下的青衣江，这里突然转了两个90度的急转弯，放慢了流动速度，江水变得平和了许多，奔腾咆哮的江涛波浪撞击声在这儿小了很多。奔流不息的江水，一路冲刷着沿岸的河床，把上游的河沙泥土带到了这里，留在这江水转弯之处，经过多年的淤积沉淀，在这里形成了一片平缓的河谷地带。站在高凤山顶的卡车车厢里，往下远远望过去，在巍峨的群山和流淌着激流的青衣江中，镶嵌着这块充满神奇的平坝，这个平坝的面积不是很大，但它毕竟也算是一个平坝。足够留给人们无限的遐想。
      公路右侧是连绵不断怪石嶙峋的崇山峻岭，左侧沿岸是陡峭的坡坎下，弯弯曲曲湍流不息的青衣江水，永不停息地拍打着沿岸陡峭的石壁和浅滩，发出哗啦哗啦的阵阵波涛声。我们所乘坐的卡车沿着青衣江右侧的盘山公路，轰鸣着马达绕过一个又一个弯道，继续向前走。这时候，在斜对岸上出现了一大片模模糊糊的黑影，看起来倒    很像一个集镇。
       这时候，带队的老师和工宣队的干部终于开口说话了：“我们的目的地就要到了，前面那个坝子就是洪雅县的罗坝公社。”
       四川乡下很多地域都有一种习惯口头语，把相对比较平坦的地域统称为平坝或坝子，乐坝、乐坝，毕竟带着一个坝字，单从这个坝字意义上讲，也该算是一块平地了，夜幕下老远望过去，青衣江两岸耸立着连绵不断的巍峨群山，连绵群山环抱着的平坝子就像一块巨大的脚盆，高低错落不平的丘陵地貌，星罗棋布地镶嵌在这平坝上，对岸远山中两条银白色瀑布飞流直下，在山下打着漩涡奔腾着，沿袭着各条灌溉渠的支流和小溪，浇灌着整个坝区的每一块冬水田，最终奔向青衣江，这条银丝带般的青衣江，紧紧环绕着这个坝子的边沿，在公路左侧下方，顺着脚下简便公路下方的峭壁和浅滩，蠕动着白色的细浪，发出永不消逝的波涛声……
       高凤山顶的盘山道上，我们站在卡车车厢里，可以看到罗坝公社的大致地貌，眼前颇为壮观的景色给卡车上的知青们带来一丝新的希望。从所观察到罗坝公社大致地貌整体情况来看，还算可以，至于每个人能否都会分配到坝区，就看个人的运气了，就是差也差不多好远。区别不会太大。卡车车厢里的紧张气氛顿时缓和了许多。大概要到罗坝公社了，
       我们是到罗坝，还是乐坝？
       请看下文《满载知青的卡车总算到了罗坝》

石建华

                         满载知青的卡车总算到了罗坝

                    成都市32中初67级五班下乡知青石建华
      卡车迸发出巨大的轰鸣声，沿着青衣江右岸的盘山公路，在高凤山中盘山道上艰难缓慢地向山下盘旋着，司机一直打开车头前的两个大灯，两条长长的圆锥形昏暗光柱交叉搜寻着前方的道路，卡车朝着罗坝方向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前进。
       天色越来越黑了，淡淡的月光静悄悄地洒在脚下的这片黑色土地上，照在公路远处的群山和身旁的青衣江上，照在环绕大山的盘山公路两旁，夜色朦胧的崇山峻岭披上了各种各样神秘的面纱，留给人们无限的遐想。
       到了罗坝，在紧靠公路右边的巨型山岩下方，卡车终于停下了来。看着立在路边的路牌，上面赫然清晰地写着《罗坝》两个粗大的黑色仿宋字。我们不禁疑惑了？卡车上的所有校友和同学都非常清楚地记得，学校教学楼内的大墙上，在公布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分配表上，清清楚楚地写着公社的名称是《乐坝》，绝对不是罗坝。
       满载知青的卡车，现在就实实在在的停靠在罗坝公社的汽车站，同学们纷纷指着站牌上写着《罗坝》那两个粗大的黑色仿宋字，充满疑惑地询问带队老师，我们究竟是到乐坝？还是罗坝？带队老师和工宣队的师傅们，这会儿的口径倒是非常一致。异口同声地答道：“学校的分配表上纯属笔误，是写错了。洪雅县只有罗坝公社，根本没有乐坝公社。”
       此刻我们不由得感叹起来，你们既然知道是写错了，为啥不及时高正，莫非还有其他原因，天晓得你们属于故意写错，还是笔误呢？反正是把我们给误导了。那就算是罗坝吧。反正是现在，我们这伙人都已经到了这个境地上，争论也没有用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再者我们刚才在车上已经看到，罗坝公社大体上都是平坝，虽说有些丘陵地带，但不太多，毕竟就不再是高山，对我们刚刚到达罗坝车站的知青来说，的确是一个极大的心理安慰。至于我们每一个人具体被分配到哪个生产队，是山上或是坝上，就靠个人撞大运了。
       在四川的很多地方方言中，乐和罗的发音效果是一样的。如果不注意听，是分辨不清的。关键的是看着这“乐”和“罗”的字用在什么地方。如果是用在描述人物的姓氏，或者是以姓氏冠以地名的。如罗坝、刘坝等，一般是用“罗”字。如果单纯用以描述地名的，如乐山、儿童乐园等，用“乐”字冠名。
      如果用汉语拼音来描述，在汉语拼音的系统上，到完全是能够分辨得清楚的。不过，四川人说普通话，其效果常常会让世人瞠目结舌的。记得人们常说的一句俏皮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四川人说普通话。”
       事到如今，肯定不是乐坝，那罗坝就罗坝吧，反正人已经都到了这步田地，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谁知道今后会咋个样呢？万般无奈，只好顺其自然，走到哪座山就唱哪个歌了。
      同学们互相帮忙着，刚把行李从卡车车厢里搬下来，一起堆在站牌旁边的空地上，打量着车站周围的环境，大家被眼前所发生的一幕惊呆了。
       我们的周围突然出现了令人惊异的壮观场面：此时汽车右侧的群山上和青衣江对岸，几乎同时出现了漫山遍野的火把，这些火把构成的条条彩链不停地飞舞着，无数火把由远而近的快速跑动着，江面的渡船上也有很多火把也在不停地挥舞着，橘红色的火把光照亮了青衣江两岸的夜空，不时还传来人们的喊声。只是由于距离太远，根本听不清楚他们喊的是什么，如此壮观的宏大场面，过去我只是在电影故事片里见过，
       不大工夫，数以百计破衣褴褛朴实无华的农民们，手举着火把，打着手电筒，提着马灯，从四面八方拥到我们汽车的周围，把我们围得个水泄不通。七嘴八舌向我们发出关切的询问：“你们是下放到我们这儿的知青吗？”“是的。”我们的心力憔悴，早已经疲惫不堪，谁也不想说话。一个同学有气无力的应声答道。
       这时候有一个干部模样的人用力挤进了人群，一边和我们逐个握手，一边大声说：“同学们，从今天起，你们就都是我们公社的人了，大家都是来接受再教育的，我叫周明德，我们非常欢迎你们到这里来安家落户。”
       真是天晓得。我当年不满十八岁，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安家落户，也没有明白到农村安家落户，这到底是意味着什么？反正从今天起，我就是知青，就是农民了。
       此刻的我们，已经被这些朴实无华的农民们包围的严严实实，所有的行李都被他们全部搬到了渡船，又从渡船转移到公社会议室的讲台上。我们被欢迎的人群簇拥着，来到公社的会议室，在这里，罗坝公社革委会为我们召开了简短而隆重的欢迎会。
       在开欢迎会之前，这个会议室里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在公社的会议室里，带队的老师和工宣队的师傅们，要我们列队站成两行，带队的工宣队师傅和老师，当着公社各位相关领导的面，按照名单再做最后一点名。就算把我们正式移交给公社。这一点名，立刻发现出现了问题。确确实实地多了一个人。多了一个饶开智同学。
       那么，这个饶开智到底在啥时候混进来的，谁也没有查觉，就连带队的老师和工宣队都没有弄明白，他是什么身份上的我们这辆卡车。不管怎么样，反正现在，一个不容争辩的客观事实就摆在面前：饶开智本人已经实实在在地到了罗坝公社，端端正正地坐在罗坝公社会议室的长凳上，等待着分配到生产队。不论他是否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在罗坝公社看来，他是跟着我们学校的队伍一起来的。肯定是来自我们学校的知青。
       在夹江下火车，转上卡车的时候，带队的赵雄老师和工宣队师傅们也发现了他，不过，他们误以为他是我们车上某一位知青的家属，或者是来送某个知青的朋友。谁也么想到他竟然是混进来当知青的。带队的老师和我们车上的每个同学，都不认识他。究竟他是谁呢？经过详细询问，终于弄清楚了事情的大致经过：
       我们学校66级二班有个叫饶开明的同学，他有一副天生的男中音好嗓子，在66年五四青年节全校师生联欢会上，担任全班的领唱，我到现在还记得那铿锵有力的嗓音唱出洪亮的歌词：
       东方的太阳把世界照亮，
        地下的烈火闪闪发光，
        亚非拉革命像爆发的火山，
        把五角大楼震得摇摇晃晃。
紧接着就是全班合唱：
       同志们，马列主义大旗高高举起，
       朋友们，国际歌要高声唱。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把帝国主义彻底埋葬。
…… 接着就是领唱，二部合唱，男女生合唱这首歌……直到高潮结束。这精彩的歌声和表演效果博得了全校师生的好评，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饶开明同学的名字以男中音歌唱家的号称扬名全校了。
       饶开明被安排下放到洪雅县三区的炳灵公社。他的弟弟饶开智是成都市西安路民办中学68级的学生。全校有800多同学，不论是谁，都不可能全部认得完，我们这辆卡车上的同学都是来自各年级各班，我们相互之间也不完全认识。我记得，当时一起分配到罗坝公社的，我只知道当时学校革委会的副主任王玉芳（外号兔儿团长）、还有我们班上的体育委员苏学栋、周德浮、还有初六七级六班的吴达仁和我一起分配到罗坝公社的。还有几个人是认识，叫不出名字，其他的只是在学校里见到过，不熟悉。
      据饶开智自己讲：他父母当初的意见，本来是让他们兄弟两个下到一个生产队，相互之间好有个照顾。饶开明和饶开智他们兄弟两个的想法是：两兄弟在一个生产队，万一将来知青往回抽调的时候，两个人不可能同时一起都抽调回来。两个人不在一个生产队，说不定还能都抽调回来，反正输赢各占一半，那就拼搏一下，愿赌服输嘛。不管咋说，反正饶开智同学就这样跟着我们学校的下乡知青队伍，自愿到了洪雅罗坝公社的会议室。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我和饶开明同学曾经是在一个红卫兵的学生组织里待过。相互之间比较熟悉。个人关系还算得上是朋友。既然是朋友的弟弟到我面前，我也可以把他当成我的兄弟来看待。于是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带队的赵老师。让他和我下放到一个生产队。
       反正陈永华同学今天没有来，在我的提议下，学校工宣队和带队的赵雄老师做出临时决定，要饶开智顶替陈永华的下乡指标。和我一起，下放到洪雅罗坝公社光荣一队，相关手续以后再来补办。
       在公社欢迎知识青年的大会上，公社的杨社长热情地向我们大家说：“……今后公社就是你们的家，你们这些知青同志们到了生产队以后，遇到什么难以解决的问题，可以到公社来找我们，我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协助你们解决的……”
      公社欢迎知识青年的大会，带队的工宣队师傅和老师，当着公社领导的面，按照名单继续点名。把我们正式移交给公社。这会儿刚点到我的名字，只看见离我不远的地方，突然站起来两个人，快步向我挤过来，两个人争先恐后地把一朵红花戴在我的胸前。其中一个人，穿着一套仿军服，头上戴着一顶仿制的军帽，他拉着我的左手，急迫地说：“我是光荣大队斗批改组的，我叫杨庭必。”
       另一个穿着由蓝色洗得发白的旧棉衣，他拉着我的手，忙不迭地说道：“我是光荣一队的队长，我叫杨文传。”
       说着就向旁边的人群挥了一下手臂，一群人立刻蜂拥而上，把我团团包围起来。还有人在公社会议室的讲台上找出了我的行李，急切地扛在肩上。
       还没等到会议结束，我就被光荣一队的干部和社员们一拥而上，扛着我们的行李，簇拥着我们挤出公社会议室的大门。不一会儿，饶开智也被他们给簇拥着挤出了会议室。
       请看下文《终于到了生产队》

石建华

                                    终于到了生产队

                    成都市32中初67级五班下乡知青石建华
      公社欢迎知识青年的大会，还没等到会议结束，光荣一队的干部和社员们一拥而上，扛着我们的行李，分别簇拥着我和饶开智，一窝蜂先后挤出公社会议室的大门。立即赶往我今天的目的地---光荣一队。
       我和饶开智的胸前分别都戴着生产队送给我们的大红花，我们的行李已经落到生产队社员肩上和手上，现在的我们，早已是空甩着两只手，可是行走的速度依然跟不上欢迎我们的人群队列的速度。不一会儿，我们就要掉队了……
      过去走惯了城市里的宽阔大街和柏油马路的我们，初来乍到，这里的乡间小路我们很不习惯走，特别是在淡淡地月光下，只看见有一块块发着亮光的东西出现在前面的路上，看不清眼前的田坎路上的石板，也分不清哪里是积水，哪里是干硬的路面，尽管有人不厌其烦地告诫我们，在夜间的路上，有亮发光的地方是积水，千万不要去踩。
      我们尽管是小心再加小心，还是不可避免地踩在了积水氹氹的边沿，带起了一些小水花。水花里夹着细细的泥点，打在身上，溅在脸上，令人浑身直打哆嗦。给人带来一阵阵冰冷刺骨的寒意，好像是要给我们知青来一个下马威……
      我和饶开智两个人相互招呼着，前后脚紧挨着，夹在前来迎接我们的队伍中，跟在这些朴实无华的社员们的身后，跌跌撞撞地移动着疲惫不堪的脚步，深一脚浅一脚往前赶路，疲疲沓沓地踩着田间小路上积水和泥土，走上了前往各自生产队的路程。稍一不留神就踩上了积水，地面上溅起一片水花。脚上的鞋底早已被泥水浸湿，沾在鞋底上的泥土越来越多，走在乡间的田坎小路上，越走越费劲……
       在这茫茫的夜色里，淡淡的星光月下，跌跌撞撞地走在泥泞的乡间小道，奔走在前往光荣大队第一生产队的路上。我开始发问道：到生产队还有多远？生产队的社员们告诉我，马上就要到了。又走了好一会儿，再问：有人回答道：还有五里路。又走了好一阵，走得脚有些发软，再问，回答还是那句话：还有五里路。我们走了那么久，怎么老是还有五里路呢？嘴里一边嘟囔，一边跌跌撞撞向前走，我的头脑里边嗡嗡直响…  
       此刻我挺直了一下腰，站住脚步向前望去，只见前面不远几百米的斜坡上，隐隐约约地出现一些微弱的光亮。
      我突然向旁边的社员问了一声：“还有好远？”
      那个社员也停了一下脚步，用手指着前面那微弱的光亮处，轻声告诉我：“看见没有？前面那块儿有光亮的地方，那儿就是我们的生产队。马上就到了。”
      我的个天，从早折腾到晚上，整整奔波了一天，今天的终点目的地马上就要到了，总算要到生产队了。这时候，刚才那个社员的话，让我的双脚顿时有了底，好像刚被充过电的马达，顿时有了使不完的劲，向着前面不远处的微弱光亮，甩开两腿，大步流星地向前走，步伐也轻快得多了……
今天早上，我们还是全家人围在一张餐桌上吃早饭，晚上我一个人就来到了洪雅县的罗坝公社，从学生一下子变成了知青，由大城市的居民变成了乡村生产队的农民，生产队的全体社员正在等待知识青年的到来。
       我和饶开智终于到了生产队，全队的干部和社员们围在几间房子里，其乐融融地开着欢迎会，队上所有的人都聚在这里，一起在饭桌上，边吃边聊。美美地吃过一顿晚饭以后，各自散去……
       在生产队的欢迎会上，队长把我和饶开智给大家做了介绍。当天晚上，突然见到那么多的生面孔，谁的名字也没有记住。只记住了我们的生产队长，他的名字叫杨文传。
       我的知青生活就从这里开始了。
       对我今天的举动，不管将来会做出什么样的评价，反正这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步，我已经是无可挽回地跨了出去。从学生变成了农民。艰苦的知青生涯，从今天就算开始了，明天将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实在无法预料.说不定明天一大早，就会有什么麻烦事情在等待着我呢……
       请看下文《五斤重的锄头》……

春江月明

石建华朋友,尽管您的文章比较长,我还是一口气拜读完您的大作,边读边回忆起我当年下乡的经历,这真是:普天下知青都有一本下乡史,既辛酸,又难忘.一篇真实详细的纪实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