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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知青来云南，是1970年中期，正好是插秧开始的时候，我那时正好从场部“借调”被连队召回。但人还在场部，我们营来的多是崇明的，穿着打扮不像上海人那么“洋气”，都很朴实、老实，男生手很大，握手时感到力气很大，女生都很腼腆，低着头不太爱讲话。因为我很快要回到一连，就特意仔细看了看分配到一连的几个同学，觉得都挺好的。其中一个高个子，浓眉大眼，宽宽的肩膀粗大的手臂，一看就是干活的好手，问了一下他的名字，叫“黄宏宝”，我就记住了他。
待兵团成立后（团部是3月1日成立的，营部的成立大会是在4月1日），我是四月底回到一队，当了“文书”，那时，连里已经安排好了他们的工作，原来的几个组，变成了五个“排”，前四个是生产排，加一个“后勤排”，黄宏宝分在了后勤排，学着赶牛车，而我这个文书也在后勤排里，但不在一个班。他在运输班，我在勤杂班和喂鱼、放鸭子、养猪、放牛的和卫生员、仅有的几个割胶工在一起，老弱病残的。他所在运输班，都是壮劳力，赶牛车得有力气，搬上搬下的全是他们的活儿。
几经接触，我了解到，他们多数是渔民的孩子，从小就在船上长大，脚板宽大，五指分开，走在田里比我们北京知青不知稳了多少，他们力气都很大，就连女生也是一样。分到各班的他们，都得到了老工人的认可，甚至比我们北京知青更受欢迎。
一队（1连）一共分来八个上海知青，四男四女，男生除了黄宏宝之外，还有王凤生、倪生发和张雪新三个；女生是邱士芳、陆小英、张木兰和倪品娣。倪品娣是倪生发的姐姐。黄宏宝后来招兵走了，去往贡山军分区学了兽医，在昆明学习时，我还到118部队去看他，和他一起在118部队的还有一个昆明男生，学的是训练军犬；张雪新后来一直装精神病，疯疯癫癫的，把连队的水果甘蔗砍了，大捆大捆的拿给卫生所的上海老兵，还躺在床上七天七夜不吃不喝，后来“病退”回了上海，傣族连长就对那些调皮捣蛋的四川知青说：“你们要有张雪新的一半毅力，我就都让你们回家。”倪生发也回到了上海，有时还来北京看望他的姐姐，他姐姐嫁给了我们一连的北京知青，定居在北京；在北京的还有张木兰，她是嫁给了二连的北京知青王午，她是一连上海知青的模范，很早就提干了，当了“排长”，后来好像又当了“副连长”，不过那是我离开之后的事了。陆小英后来也回上海了，但一直没消息；邱士芳倒是见过一面，她来北京旅游，住在北京知青家里，我们去看她，不过，变化太大了，她以前白白净净的，现在是又黑又老，简直就是两个人，根本认不得了。男生还有一个王凤生，他现在在上海过得挺好，微信还常联系。黄宏宝倒是听说早已去世，他是复员回到了上海，安排在城里上班，不知什么原因病故了。那个“病退”回去的张雪新，据说过得不错，就他那心机、毅力，在这个大变化的年代，估计干什么都差不了。
拉拉杂杂说了半天，也是看了楼主的文章有感而发，大概是老了，容易怀旧。也是，年轻时的好多事情，现在，一闭眼就是它。毕竟是亲身经历过的，而且是最好的、最年轻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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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4-22 21:14:12